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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论坛]重估节日文化中的狂欢意识
作者:吴岳添

《新华月报(天下)》 2006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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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竹声中辞旧岁,欢天喜地迎新春。我家位于北京三环路边上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平时颇为幽静,不料除夕之夜的爆竹声震耳欲聋,以至连电视节目里的声音都听不清了。小区里都是六层小楼,我住在二层,过去曾为节日里看不到夜空的礼花而遗憾,但现在窗外的烟花焰火却是此起彼伏、五彩缤纷。第二天在网上看到消息,天津清扫了400吨烟花爆竹的残骸,上海更有1100吨之多。在以往禁放的12年里,年初的电视屏幕上总会出现有人被爆竹炸伤后摘除眼球之类的可怕镜头。这次200多个城市解除了禁放令,各地的消防队和救护车都严阵以待,但竟然没有发生什么事故,确实有点出乎意料。
       这种结果其实是合乎情理的:禁令之下,鞭炮的生产和销售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质量自然无法保证;燃放烟花鞭炮的人也明白自己是在以身试法,因而往往躲在暗处,见有人来便惊慌失措,自然就容易导致受伤或火灾。禁令解除之后,从合法的销售处购买质量合格的鞭炮,人人都光明正大地站在空旷的地方,大人照顾着自己的孩子,当然就不会出事了。但是这种表象包含着更为深刻的内涵:没有任何领导或组织号召燃放,神州大地却像开了锅一样沸腾起来,亿万人民迸发出空前高涨的激情,显示出来的是千百年传统文化的魅力。
       除了安全之外,经济也曾是禁放的一个原因:一夜之间,无数的财富便化为乌有,据估计这个春节燃放的烟花爆竹价值可达10亿元之多。这些钱可以用来办希望小学,资助贫困地区等,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从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做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帐,意思是只要政治需要,经济损失可以不计,那种败家子的算法使我国的经济几乎崩溃。但现在这句话倒可以反其意而用之,因为传统文化的价值远非金钱可以衡量,而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文化,正是中华民族遇到任何天灾人祸都得以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从魏晋时期以来,除夕守岁就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习俗。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和面包饺子,象征着亲人的和合团聚。家家户户大多在春节才能欢聚一堂,因此这是海内外华人凝聚亲情的珍贵时刻。数千万民工辛劳了一年之后赶回家中,和老婆孩子放上几挂鞭炮,热热闹闹地吃顿饺子,消除一年来的疲惫,寄托着对来年的美好期望。尤其是世界各地的华人,他们格外思念祖国和亲人,每到春节就不约而同地燃放烟花爆竹,表达出对祖先的怀念和对家乡的眷恋,这些无形的精神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从前过年,大家都盼着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在生活水平大为提高的今天,燃放鞭炮烟花就成了春节最为重要的象征。现在当情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在我国广为人知的时候,重阳节、端午节,以及中国的情人节——牛郎织女相会的七夕节等传统节日却已日渐被人们淡忘。颁布禁放令以来,不放烟花爆竹也就没有了过年的热闹气氛,春节也就越来越冷冷清清,似乎变得可有可无了。因此今年解除禁令,实在是符合民意的人性化决策,燃放烟花爆竹使国人的喜悦心情有了痛快淋漓的表达方式,而隆重热烈的喜庆气氛则使春节将来很可能成为世界性的节日。
       春节的热闹情景不由令人联想起国外的狂欢节。狂欢节起源于原始时代的狂欢仪式,狄奥尼索斯是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酒神和狂欢神,在酒神的庆典仪式上,参加者百无禁忌,痛饮狂欢。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狂欢节是一种反封建和反教会的亚文化,民众通过狂欢消解了官方文化的严酷和压制,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对巴黎“愚人节”的狂欢场面做了极为精彩的描绘。随着封建社会官方文化的消亡,狂欢节的批判功能在现当代逐渐减弱,现在巴西和柏林等地的狂欢节已经变成了吸引游客的保留节目。凡是传统文化都有它的价值,如果说燃放爆竹需要小心的话,那么西班牙奔牛节的危险更是人所共知,然而人们依然乐此不疲,可见它自有存在的理由。
       西方人热情奔放的天性,使巴西和柏林等地的狂欢节充满了狂热的情调,其实与神州大地燃遍爆竹烟花的欢乐气氛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固然使国人形成了内向的性格,但追求欢乐是人的本性,中华民族自然也不例外,早在《吕氏春秋》里就有“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的记载,而持续了千百年的春节,则把这种狂欢意识潜移默化地保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古代守岁时男女老少开怀畅饮,通宵玩乐,晚辈还会得到长辈的压岁钱。尤其是从除夕的大放鞭炮到元宵节的灯会,更使举国上下热闹非凡,充满了祥和的气氛。我83岁的老母亲平时腿脚不便,除夕之夜却从前窗走到后窗,像孩子似的指点着夜空中的烟花,可见春节的传统文化是何等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春节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次除夕之夜的全民狂欢,充分证明了它具有不可摧毁的生命力。
       (2月6日《文汇报》。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