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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印度的大国外交:现实与梦想
作者:赵干城

《新华月报(天下)》 2006年 第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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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的大国外交在2005年相当活跃,尽管其当家人、印度国大党资深外交家纳塔瓦·辛格在岁尾临近之际在联合国的“石油换食品”腐败案的调查中不幸落马,被曼·辛格总理从外长宝座上撤下。印度舆论认为,这位外长为印度的大国外交做了很多实事,其中包括印度的“争常”努力、印美关系的发展、印中关系的全面提升,以及印巴关系虽仍缓慢但尚稳定的进展等等。所有这些当然主要不是这位老资格外交家的个人偏好,而是围绕着印度国民孜孜以求的世界大国的目标而展开的。
       “争常”:印度究竟算世界大国吗?
       印度要做全球大国,这在今天已经是人人皆知。在很多人看来,这也是印度近年来国力发展的自然结果。这个有着将近11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进入新世纪后,在经济、军事、政治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体现在外交上,印度更是四处出击,其中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印度看来,理应是水到渠成的事,并把这作为2005年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印度要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印度的大国目标可谓是数代人的理想。根据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的自传,早在独立前他在英国学习活动时期,就已把苏联奉为敢于和西方大国对阵的典范,并对帝国主义强权伤害印度深恶痛绝,但在尼赫鲁的心目中,抵制西方强权的唯一途径是以强权制强权,印度也要成为像英国那样的一流大国,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屈辱的地位。尼赫鲁的“印度必须成为仅次于美苏中的世界第四大国”的观点为广大印度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在独立后的数十年中激荡回响,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印度的集体国民意志。
       然而意志不等于现实,印度要实现的大国理想在独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只是梦想。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经济发展缓慢,国力乏善可陈。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然一直是印度的目标,但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致力于“争常”却不是偶然的,因印度的经济此时已走上改革轨道以及世界经济重心转向知识型产业,为印度发展提供了机会,使印度经济摆脱了数十年来的爬行速度,逐渐走上快速发展道路。随着国际社会要求改革联合国的呼声高涨,印度认为真正的机会来到了,并加入到四国集团,希望借着这股潮流登堂入室。印度举国上下因而把“争常”视为大事,一时甚至津津乐道于所谓“良好的前景”,领导人则四处游说,外交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事与愿违,四国集团不惜分裂国际社会的企图令印度的“争常”目标归于失败,这固然有策略上的原因,但印度此轮外交努力的失败也使另一个问题突出起来,即印度究竟是否可算一个世界大国呢?仅仅人口多或有几件核武器,恐怕还不足以获得国际社会认同。从印度人均GDP600多美元和外贸占世界总量不到1%的基本数据来看,印度经济虽确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对世界的实际影响恐怕很有限。
       对美外交:战略伙伴的理念与现实
       印美战略伙伴关系始建于2000年,经过近5年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实质性的成果。2005年更是收获不小,尽管纳塔瓦·辛格外长同年5月访美,试图说服赖斯公开表态支持印度入常未果。但在接下来的印度防长慕克吉访美,却使印度对美外交跃上了新台阶,两国签署的为期10年的防务合作协定,奠定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笔者在和印度军界人士讨论这个进展时,他们虽对美国人的信用存有疑虑——印度在历史上吃过美国的苦头不少——但总体上对这个协定是欢欣鼓舞的。因这标志着美国认同印度是其全球战略中的伙伴,并且该协定也具体规定了多项印度可以向美国购买的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这通常是美国只向其盟友提供的,如雷达预警系统、F-16战机等,此外,印美还将在全球范围内的某些战略敏感地区开展联合军演,包括2005年10月在印度洋已搞的第二次印美空军演习。
       在新德里和华盛顿齐唱伙伴合作曲的气氛下,曼·辛格总理于2005年7月访美,在华府掀起一股印度旋风。以美国的亚洲战略而言,重视印度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也可谓正当其时了,因南亚已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前沿,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恐怖集团有越来越难缠之势。印度作为该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国,又是恐怖势力的受害国,应可成为美国在这方面的伙伴。
       在印度总理的收获清单上最主要的一项显然是美国承诺的民用核能合作。由于印度1998年起进行的核试验使印度成为事实上的核国家,以及印度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这两条一度使印度成为美国制裁名单上的国家,所以打破美国的核限制一直是印度对美外交的目标之一。“9·11”事件使美国取消了制裁,但在核合作问题上美国有自设的国内法律限制,是不可以和不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国家搞任何形式的合作的。这里有一条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民用和军用在核问题上是很难截然分清的。印度的民用和军用核能均由“原子能委员会”一个机构管理的事实有着一定指向意义。
       印度的防务问题专家并不讳言这一点,他们真正的担心是在美国可能会利用这点加强对印度的控制,使印度落入所谓的“依赖陷阱”,这将使印度逐渐丧失它一贯坚持的独立性。
       迄今为止,美国对印度的要求做出了积极的反应。为配合布什总统今年初将对印度的访问,美国商务部副部长2005年12月初在新德里和印方达成了扩大高技术贸易的行动计划,美方表示愿向印度转让包括航天、核动力在内的高技术,以充实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参与谈判的印度外交秘书萨兰还不忘就此提醒说:“中国正在崛起为全球性的经济力量,印美可以对大大增进亚洲地区的力量平衡发挥作用”,印度要借美国之力提升自身地位的意思溢于言表。
       对华外交:战略合作关系的新境界
       印度对华政策一向是其大国外交的重头戏,这既包含了两个亚洲大国相互关系中历史遗留的困难因素,也指向新形势下某些地缘政治考量。为了与印度同行加强沟通,中国副外长武大伟2005年1月在新德里和上面提到的那位萨兰先生举行了首次中印战略对话,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印度媒体普遍认为两国关系已进入成熟阶段。
       温家宝总理2005年4月访印是印度对华外交的一件大事。自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中国双方确定“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以来,印度对双边关系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评估衡量,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发展最值得注意:其一是关于边界谈判的特别代表机制,另一是两国贸易量呈飞跃式的增长。
       在解决边界问题方面,双方在1988年建立的“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进行了无数次的谈判,但进展甚缓,因此特别代表会谈机制的建立显然不是一种补充,而是双方基于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而谋求的一种“升级”机制。印度方面对解决与中国的边界争端的愿望是比较迫切的,并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向前看”态度非常赞同。
       两国贸易的飞速发展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印度民众对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看法。近年来,中印贸易每年都以超常的速率在发展,2003年是79.6亿美元,2004年跃至136亿美元,2005年估计可能达180亿美元。中国已成印度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当西方某些媒体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中国对邻国的“威胁”时,工商界则早已看出中国的发展包含的巨大机会。笔者2005年8月访问印度时与工商各界有广泛的交流接触,越来越多的商人和企业家热衷于谈论如何与中国做生意,迫切希望了解中国。这也印证了辛格总理2004年12月在万象会见温总理时强调的印度并不把中国视为威胁的说法。
       边界谈判和经贸合作两方面的进展推动了中印关系正朝着新的战略关系方向发展。温总理访印期间双方签署的合作协定多达12项,最重要者当然是双方决定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印度期望通过这种战略合作关系,与中国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合作。因此我们就看到了2005年6月在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中俄印第四次非正式外长会议上同意印度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同样,11月在达卡举行的第13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首脑会议上,中国被接纳为该地区组织的观察员。
       客观地说,印度的对华外交是务实具体有成效的。印度并不期望两国间的问题一夜之间就全部得到解决,而且在更深一层意义上看,印度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是建立在两国有过友好交往的历史,而是基于实力对比和地缘政治的基础上的。
       (《国际展望》2006年第2期,作者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南亚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