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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人喝咖啡成瘾，但咖啡并不是欧洲人的发现。早在16世纪末咖啡从阿拉伯半岛传到欧洲大陆之前，就被阿拉伯人奉为“代酒的神品”。穆斯林禁酒是被明明白白地写进《古兰经》的。
        有一个通俗易懂的阿拉伯传说：一天，一个恶官将一位穆斯林青年招进官府，狡诈地问他：“听说你信奉真主。那我今天就考考你。”随后，他列出四件事让年轻人选择：一是强暴民女，二是劫财害命，三是纵火烧村，四是饮一壶酒。小伙子暗想：头三件罪恶自不能干，喝一壶酒又有何妨？
        这时，魔鬼也悄悄走来，附在耳边柔声劝他：“这酒既能健身强体，又可消愁解忧，你就喝了吧！”于是，小伙子提起酒壶一饮而尽。一壶酒下肚，年轻人头晕眼花，不能自控。于是在魔鬼的诱惑下，一口气把另外三件事都做了。
        英国人则不然，他们不仅早在16世纪就从阿拉伯半岛引入了咖啡，而且在17和19世纪，先后掀起过两次号称“咖啡馆运动”的禁酒热潮，不仅将这种曾被英国人讥讽为“混合了煤灰和臭鞋味道的黑汤”的舶来品传播到各个家庭，而且还以喝咖啡为形式组成了许多小型沙龙。其中最有名的该算牛津咖啡俱乐部，一些志同道合的科学家和学者聚在一起交流观点，讲演辩论，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前身。
        17世纪的英国，刚经过一场并不彻底的社会变革，社会动荡，经济低迷，伦敦更是“躁乱无序”的代名词。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和到新世界寻梦的外乡人拥进伦敦，却没有工作，无路可走的人们聚集在酒馆里醉生梦死，逃避现实。
        正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酒馆盛行、酗酒严重成了17世纪末英国最令人头痛的一大社会问题。人在绝望的境地只有两种选择：或者用什么东西麻醉自己，让自己幻觉地狱里的生活并不那么痛苦；或者用什么警醒自己，用真实的疼痛逼迫自己在绝路逢生。酒馆庇护了前者，咖啡馆聚集了后者。
        从当时伦敦咖啡馆的内部装修来看，也与酒馆存在天壤之别，“清醒”，似乎是咖啡誓与酒精决一雌雄的广告语。传统的伦敦酒馆气氛恹恹，光线阴暗，肮脏破旧，乌烟瘴气；咖啡馆却截然不同，店堂里大多立着书架，挂着图片或照片，桌椅舒适，卫生整洁，墙上柱上挂着镜子，家具大多古朴考究，到处透出人文情调。酒馆的门通常关着，而咖啡馆的门一般敞开。泡酒馆的以下层市民为主，而去咖啡馆的多属知识阶层，而平民喝咖啡大多在家。酒馆里经常打架滋事，一般只有叫来警察才能解决，而在咖啡馆却有自己的解决习惯———假如有谁引发了争吵，他必须买一杯咖啡向对方道歉。总之，与酒馆相比，咖啡馆相对平静、清醒、有序、文明。酒馆是发泄之地，咖啡馆是谈话的场所，咖啡喝再多，顶多让人兴奋话多，但不会使人情绪失控。
        政府意识到酗酒造成的社会问题，于是到处张贴告示：“禁止酗酒，禁止秽语。”不过所谓“秽语”并非指吵架骂人，而是禁止持不同政见者的煽动性言论。由此可见，咖啡在英国的流行，得力于当时的大气候。许多酒馆也知趣地纷纷“从良”，就连莎士比亚生前爱泡的小酒馆也改头换面，变成了著名的“威尔咖啡馆”。
        有趣的是，咖啡于19世纪末在英国的再度流行，同样要感谢“禁酒运动”。这次“禁酒运动”的目的是为实现一个十分美好而幼稚的社会目的：帮助大批因酗酒而减低或丧失劳动能力的产业工人戒除酒瘾，试图通过这种天使般的手段拯救他们，同时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社会活动家们的鼓动下，英国许多大城市出现了明亮宽敞、布局简单的新型咖啡厅，并且打出“代替啤酒的温馨饮料”的广告词。咖啡运动的倡导者们不仅在工厂散发传单动员工人们来这里喝茶或喝咖啡，还为客人免费加工食品，建议他们到咖啡馆用餐。同时举办一些知识讲座，发放一些免费报纸杂志，有的地方为客人准备了桌球、象棋、纸牌等娱乐设施，试图通过咖啡馆打造一个健康开朗、与社会为友的“新工人阶层”，咖啡馆一度人头攒动，烟雾腾腾。除了工人、平民和流浪者外，不少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也聚到这里大谈乌托邦的梦想和无产者艺术的理念……但是好景不长，社会问题依然尖锐，加上世界大战的打击，轰轰烈烈30年的“咖啡馆运动”连同“禁酒运动”一起偃旗息鼓，伦敦街头又剩下了酒馆。咖啡第三次兴起，则是“二战”之后的事了。
        所以从历史上看，咖啡馆在英国乃至欧洲的流行，都属于落井下石，趁酒之危了。
       （晋华云摘自《欧洲的另一种色彩》百花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