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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费孝通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如愿以偿地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他的学籍虽从燕京大学改到了清华大学，但社会生活还留在与清华园一箭之遥的未名湖畔。尤其是在燕京大学最后一年结识的女同学王同惠，更是牵着他时常流连未名湖畔的一个人物。
       王同惠是河北肥乡人，1912年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父亲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母亲在她幼年时就已去世。王同惠1932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也在吴文藻门下求学。费孝通与她同系读书，相隔两班，同学了一年，结下了缘分。在燕京的校园里，同一个系的男女同学有许多接触机会，相互来往是寻常事。费孝通和王同惠并非“一见钟情式”的男女相悦，直到费孝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也还没有浪漫的故事。
       1933年圣诞节前，在一次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聚会上，费孝通和王同惠有一场关于人口问题的争论。费孝通希望能说服王同惠，就在圣诞节送给王同惠一本讲人口问题的书。没想到这件礼物打动了王同惠的芳心，她觉得费孝通这个人不平常，两人从此开始交往。
       当时，费孝通刚完成对英文著述《社会变迁》的翻译，王同惠则正在翻译一本法文著述《甘肃土人的婚姻》。这个巧合进一步密切了他们的往来。王同惠把费孝通的译稿要去阅读，费孝通建议她到图书馆借得原版书，边阅边校，日后作为两人的合译本出版。王同惠欣然同意，并提出了一个“对等原则”，要费孝通也将她的译稿和原文一起阅校，将来也作为合译本出版。
       费孝通回忆这段“平静恬适”的生活时，笔端流露着深情与快意：
       1934年至1935年，在她发现我“不平常”之后，也就是我们两人从各不相让、不怕争论的同学关系，逐步进入了穿梭往来、红门立雪、认同知己、合作翻译的亲密关系。穿梭往来和红门立雪是指我每逢休闲时刻，老是骑车到未名湖畔姊妹楼南的女生宿舍去找她相叙，即使在下雪天也愿意在女生宿舍的红色门前不觉寒冷地等候她。她每逢假日就带了作业来清华园我的工作室里和我做伴。这时候我独占着清华生物楼二楼东边的实验室作为我个人的工作室，特别幽静，可供我们边工作边谈笑。有时一起去清华大学附近的圆明园废墟和颐和园遨游。回想起来，这确是我一生中难得的一段心情最平服、工作最舒畅、生活最优裕、学业最有劲的时期。
       同费孝通一样，王同惠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既有一般的求知愿望，也有更“超越”一些的想法。
       在费孝通即将走出清华园的时候，他的老师吴文藻促成了一次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社会调查活动，这就是广西特种民族实地调查。当时，广西省政府设立了研究特种民族（苗、瑶、侗、壮等民族）的课题，需要合适人选。吴文藻向广西省当局推荐了费孝通。费孝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王同惠，王同惠“高兴得跳了起来……她情不自禁地认为这是一个实现她梦想的好机会”，当即表示要和费孝通一同去瑶山做调查，费孝通当然希望这样。
       但是，如果以同学身份一道上路，社会上能否认可，一路上是否方便，还有哪些难以克服的困难……
       面对这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费孝通和王同惠不谋而合地想到了同一个办法：结婚。
       1935年的暑假一开始，费孝通和王同惠的婚礼在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
       1935年12月16日，费孝通和王同惠完成了这次计划中对坳瑶的实地调查，开始向茶山瑶调查工作基地转移。就在他们转移途中，一场意外的不幸变故中断了这次调查。
       一份信实详尽的文献记录了这个事件的始末：
       这段山路崎岖曲折多险，唐兆民、张荫庭两科员和古陈村帮挑行李的4人先行，费孝通和王同惠随后。行至五指山冲口一块大石板时，他俩停下休息，而唐兆民等向导先行不候。当他俩行至叫潭清地名的岔路口时，走错了路，误入一片竹林之中。他们摸索着走到斗篷岭一个叫石八的地方，见一似门设备，便以为到了近村，费孝通便探身察看，不料这是当地人打野兽设下的虎阱，机关一动，木石齐下，把费孝通压住。王同惠奋不顾身把石块木头逐一移开，但费孝通局部受伤不能起立。她将丈夫移到安全地带后，奔出林中呼援。
       费孝通独自在荒林里痛苦地熬过寒夜。次日天刚破晓，他便忍痛爬出，伸手呼救。当地人在得知费先生的身份和他妻子王同惠失踪情况后，便让全村16岁以上男孩一齐出动，四处寻找，但一连找了6天也不见人。第七天，终于在一处山涧急流中发现了王同惠女士的遗体。此时，她与费孝通结婚才108天。
       拖着当时已是半残的身体，伴着新婚妻子的亡魂，想着与同惠一起度过的日日夜夜，费孝通五内俱焚。瑶山里的实地调查，给了他俩多少甘苦!志同道合的夫妻，联手调查，密切配合，虽然路途艰难，生活困苦，但他们有追求、有希望、有成绩，总是在“极快乐的工作中过活”。直到王同惠遇难的前一天，她还笑着对费孝通说：“我们出去了会追慕现在的生活的。”可是，一场祸患，已是阴阳两界。
       王同惠罹难之后，强烈的情感冲动使费孝通不再顾惜自己的生命，他要和爱妻同赴黄泉的愿望压倒了一切。半年以后，他记下了这样的心情：
       同惠死后，我曾打定主意把我们两人一同埋葬在瑶山里，但是不知老天存什么心，屡次把我从死中拖出来，一直到现在，正似一个自己打不醒的噩梦!虽则现在我们分手的日子已经多过了我们那一段短促的结婚生活，但是一闭眼，一切可怕的事，还好像就在目前，我还是没有力量来追述这件事的经过……让这一幕悲剧在人间沉没了罢。
       （摘自《乡土先知》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