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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是一只乌龟。我的青苔色的城市。
       它有厚厚的坚硬的壳（水泥的、粉尘的、压抑的、黑夜的，犹如一口倒扣的铁锅），它是僵化的、笨重的，从不知爬动。让我想起瘫痪在床的老人。而我是濡湿的，在它胃部蠕动，蚊子一般，但最终会被它消化掉。“它怎么可能是一只乌龟呢？”一次我在办公室里谈到城市，我的患了肥胖症的同事反驳我说，“我倒觉得它像硕大的灯泡，发亮的、肿胀的、易碎的、低重量的。说是气球还差不多。”上星期我去垃圾场采访拣破烂的，一个佝偻的老太太从窖堆里爬出来，浑身的纸屑，头上还挂了个破塑料皮，泪水磅礴地对我说：“拆迁的人怎么可以把我同垃圾一起倒进坑里呢？做房子的人为什么要先埋我？这是什么城市啊！简直是副棺材。”
       前左足是解放路，通往火车站，把人群汇聚到没有尽头的铁轨上；前右足是五三大道，有高耸的市立医院，进出的脸孔布满疾病的惊恐；后左足是滨河西路，像一根脐带，连接五华里外的上饶县城；后右足是滨河东路，裸露出夜间的抒情部分，情侣在柳树下接吻，在沙滩上拥抱；带湖路则是伸长的脖子，作为欲望的主体器官，酒楼密布，歌坊林立。
       从解放路67号的家到滨江东路的办公室，我要走八分钟，中间拐过一个广场，两个报刊亭，三个超级市场。我走了四年的路线在未来的十年不会改变。之前的始点在棺材坞，与办公室形成对角，长边行的框内是信江。这是一条迂回的路（我青春时代的暗喻）。其实，无论是哪条线路，都是单调的，缺乏想象力，甚至是僵硬的。但我不知道，人为什么眷守于此，乐此不疲。我也曾把终点推到千里之外，奔波于粤赣铁路线，我也曾觉得那是我人生的另一种延伸，会让我飞翔得更远，但最终我放弃了试图改变慵懒生活的想法——物质没有让我更快乐，反而使我陷入更深的泥淖。内心一片荒芜。“上饶是适合人居住的城市，有澄碧的信江，乔木参天的云碧峰公园。我走了很多地方，还没发现比那更舒宜的内陆城。”一次我在去珠海的飞机上，遇到一个在上饶工作过的上海人，他满头白发，戴宽边的白框眼镜，对我说，“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在那儿度过的。”他曼曼的声调夹缠了忧伤甜美的回忆。
       昨天晚上，搬家公司的光头师傅和我结账时，向我诉苦：“我的肩上整天被重物压着，看天都看不到。爬一趟六楼才一块钱。我活着就是受罪。”这个五十开外的人，穿件厚厚的旧棉外套，鼻尖悬了一滴不落的汗水，点完钱，又恶毒地说：“哪天发地震，把房全震塌啦，免得我爬楼。城市像一口井，路是竖的。”我把他送下楼，我二十九个月大的女儿骢骢就要我抱她。在我怀里，她摸我的脸，一边吃雀巢巧克力一边说：“你明天带我去赣东北乐园玩，那里有碰碰船。”我说，好啊，但不能吃饼干。她爱室外活动，爱吃蛋糕奶油饼干巧克力肯德基。她会唱许多歌。她的记忆力好得让我吃惊。现在的小孩真幸福，我在十五岁以前还没吃过香蕉。
       一辆挂斗拖拉机让我逃离偏僻的小村枫林。那里有荒芜的山峦，狂暴的河流。我大哥天翻白亮，就骑辆“永久”牌的自行车去八里外的小镇上班。车龙头（换了很多副，是我们学车时摔断了卡头，像人断了颈椎骨）闪闪发亮，三角叉剥落一片片油漆（犹如他逝去的青春），露出铸铁的老年斑，后架绑了一圈圈的麻绳。他喜欢在快速的滑行时吹口哨。他饱满的笑容倾倒村里的许多姑娘——与现在被生活折磨得整天抽闷烟的样子截然相反，我甚至找不到他忧伤的痕迹。他是个出色的拖拉机手。“明天我要拉石灰去上饶市，你们谁要去？”头天晚上，他就会向家人发布这个消息。邻家在月前就等了。那是姑娘的节日，从柜橱里翻出花花绿绿的衣服，爬上车斗，出发的时候，向我们啊！啊！挥手告别，做长远旅行似的。拖拉机（我童年的信使），它把我们的眺望拉远，把城市拉进了村庄。她们带回廉价的布料，大头皮鞋，“红灯”牌收音机，花生糖，芝麻饼。从她们的嘴里，我也能勾画出城市的形象：水泥路，骑自行车的比走路的多，没有田，电影院有我小学的教学楼那么大，门窗全安装了玻璃，杂货店一排排的看也看不完，说柔软的街腔，高高的烟囱，喜欢骂人“乡巴佬”……忘记了哪年夏天，我也爬上了车斗——我无法拒绝城市的诱惑。车上装的简直不是石灰而是焚烧的炭，我赤着脚，移来移去，想找凉快的位置，然而是徒劳的。拖拉机突突突，冒黑黑的柴油烟，上坡的时候，车斗巨大的重量把车子往后拖，像一只驮着饭粒的蚂蚁。我大哥曾说，拖拉机与腐败分子没两样，浑球大的肚，一副苍蝇脸。那天回到家，我病了，脚烫了密密麻麻的豌豆大的水泡，太阳暴晒太长而中暑。但我是幸福的，我看到了梦中的城市。它与我想象中的没有差别，我惟一遗漏的是，那儿的女人都穿裙子，老阿婆也不例外。它纵横的街道构成时间的迷宫。
       翠绿的山峦在我童年奔跑。像一匹骏马，在黑夜闪光。
       “这个城市没变，还是鱼干罐头一样。”消失了四年的欣如在国泰酒店的商务厅里对我说，“不过说真的，我爱它，在这里可以懒散地生活。在深圳，我就是一架挣钱的机器。”欣如、徐、我，当年亲如兄弟，在1999年，被生活猛烈的大风吹散。我说我不会再离开这座城市啦，一个人在一座城市生活得久，满身都长它的胎记。欣如的脸依旧瘦削，右颊的刀疤包进了肉里，露出崎岖的缝隙。他个头高，瘦得单薄，一年到头只喝酒不吃饭。我没看过比他更爱酒的人。一次他喝醉了，在厕所里睡了一个多小时，他老婆还跑到街上找他。他进入醉态，也不说话，又不呕吐，直直的眼睛开始往中间挤，变成斗鸡眼。
       徐和我，中晚餐都在欣如家。偶尔晓波也会去。晓波看上去有些忧郁，宽大棉纺的休闲服裹得他像个粽子。他从边远的水乡逃避爱情的魔咒而暂时在小城栖身。“活得没意思。我们去学英语吧。”他说，“我们总要在平静的生活中寻找几滴激情。”学英语就是看老外的毛片。他是极其善于在曼妙的情调中游泳的人，经常把自己弄得伤痕累累又一副轻松的样子。为了成就他浪子的理想，时隔不久，他成了渺无音讯的人。客厅比较小，黑皮沙发占去一半。我们东倒西歪地躺在地上，用小板凳当枕头。出租带子的小店在屋后的巷道里，那儿有缝纫店、煎炸包子店、发艺厅，因位置较偏，人影稀疏。
       对于爱酒者而言，找一个酒中知己可能比找爱人更难。酒是欣如和徐友谊的粘合剂。徐小我两岁，他在离婚的那天中午，和欣如坐在朋友饭庄喝酒。他们心情好像很愉快，边喝边聊，气氛一点也不压抑，斜斜的阳光有些刺眼。那天喝了三十六公斤啤酒。徐戴副眼镜，留个平头，穿件深黑的披风，酷酷的。他年纪轻轻就饱受沧桑，历尽情感的磨难。“为了不受伤害，就不要投入真情。”多年后，我看到他，他变得成熟而豁达，飘荡的职业经理生涯让他历练了人世的沉浮，他说，“这是命运。这座城市就是绞碎机，把我绞得七零八落，留下了我满身的伤痛。我甚至不敢回忆它。”一些在我们内心死去（另一种活着）的人，终究化作锋利的铁钉，钉入心脏，再也拔不出来。
       我们打了麻醉液一样活着。
       我们都不想沉默于平凡的生活——另一种牢笼。挣脱是必然的。1997年初秋，欣如、徐在广场边开起酒店，六百多平米，取名“状元楼”，卷进全部家产。熙熙攘攘的客人加速了酒楼的死亡——欠账多现金少，滚动不了。一年没到，他们终日躲债，惶惶然，石头沉入水中一样没入浩浩人群。
       1999年夏秋季，他们先后逃遁去了深圳。并短短几年发家。
       这个城市成了我的孤岛——假如我把茫茫人流看作海水，把楼房看作礁岩。我也理解了为什么有人把城市比喻成沙漠。我把电影院当作我暂时的家——虚幻的景象，灰暗的背景，散射的光线，颓废的脸庞，构成了（内心的）空城的底色。我突然发现，我多么害怕一个无依的城市，它仿佛是巨兽的嘴巴，山洞一般阴森。
       从我的窗户往下看，是一条繁华的服装街，间隔几家药品店、手机超市、大型快餐店、杂货铺。人行道摆满了烤羊肉串、煮玉米棒、水果、煎米糕。跪在地上磕头的，是乞讨的小孩；从夹克翻出相机兜售的，是新疆人；头发梳洗得光彩照人的，刚从美容厅出来……我的楼梯口有一个小货摊，卖些袜子、短裤、牙刷、鞋垫。守摊的是个五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她微微地虚胖，脸色菜青。通常她是我上班第一个遇到的人，正从四楼往铺位搬物什，脚步蹒跚，气喘嘘嘘；也是我回家最后遇见的人，看见她坐在台阶上打瞌睡。如果我抱了女儿，她会说：“骢骢，叫我婆婆，我有糖。”她寡居多年，寂寞地从早坐到晚，街上流徙奔忙的脚步晃得她双眼发花。过一个街口，一个卖头饰的年轻女人迎面叫卖：“便宜卖喽！亏本卖了啊！”即使有人讨价还价，她的吆喝也不会停下来。我作为路人都听烦了，不知她身边的人怎样忍受。我几次想问她，这样叫烦不烦？我没看过比她更黑的女人，皮肤像猕猴桃，声音尖细，扎条小羊辫，戴副眼镜。推车边撑一把广告伞——她的屋檐，夏天爆裂的太阳也没有使她屈服，我确信她对命运充满了热爱。前两个星期，她站的位子被蒸红薯的人取代了，我突然有点想念她，我不知她为什么离开自己运行的轨道，潜藏在另外茫茫的人海。毫不相知的人就这样轻易地占据我心灵小小的空间，很可能过不了多久又会被同样消失的人代替。
       在很多年的挣扎于内心的（女人赋予我的大海）狂涛中，我彷徨无望。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尘世的观察者。其实不然，我是他们的其中之一。我们根本不可能与生活抗衡。它是强大的气流。我也学会普遍意义上的生活，泡茶楼、打牌、钓鱼。“以前，我觉得你很痴妄。那样很累。”前两天，我的老乡汪茶英在街上看见我，说，“看样子你现在已经享受到了世俗的快乐。”不知怎么的，我谈到了俄罗斯的女神霍尔金娜，这个误坠凡间的精灵。我说，高贵的人从来停止不了痛苦。
       2001年10月20日我与蔡虹结婚。翌年4月23日，小女骢骢出生。我安卧了下来。她们，是生命对我的恩赐——我所有失去的，就是为了空出她们的位置。
       卑微地活着，是一件美好的差使。
       傅菲，作家，现居江西上饶。曾发表诗歌、散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