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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晏阳初与平民教育运动
作者:[美]赛珍珠

《天涯》 2001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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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民教育是平民教育是一项计划,自1923年始,它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实践,改变了几百万人的状况。
       ——题记
       苦力
       五十二年前,晏阳初出生于中国四川省一个书香世家。像所有书香子弟一样,他始终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环境的熏陶。这种环境与一般平民百姓的环境是大不相同的。
       中国的书香世家常用经典的文学、道德和传统教育其子弟,甚至有时也教育其女儿,以期使他们认为靠用双手劳动是低人一等的,为衣食和住所而奔波的平民与教人以诗书礼义的读书人是属于不同阶层的。
       晏阳初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里。除了出生年代不同以外,他与其先辈没有其他区别。晏出生于中国已与西方接触的时代,让子女不但学习中国的传统知识,同时也学习西方学术已成为当时的风尚。因此,本来可能成为一个一生顺从家庭,沉溺在古诗词和历史中的学者的青年,被卷进新世界的潮流之中。他被送往美国留学深造。
       时势造就英雄。当晏阳初风华正茂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聪明能干,于是被派遣到法国去,帮助在那里的华工搞福利工作。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贡献是提供劳工。这些人被称为“苦力”,就是靠体力而工作的人们。他们既不能读书,又不会写字,但是,他们都有家,都爱自己的家,他们想给家里写信,于是,便找到负责管理他们的这位年轻知识分子,请他为他们写家信。
       晏阳初学会了尊重这些劳工。在自己的国家里,他根本不了解他们,原因是在那儿他是学者,他们是工人,属于两个同的阶级,于是,他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种等级差别的观念。但是,这儿是讲民主的法国,而且正在进行着为争取民主的战争。最后,他终于逐渐了解了这些远离祖国的普通劳工。他发现这些人没有文化,无法用纸和笔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通过观察,却了解到他们身体健康,机智能干,心灵手巧。没有文化并非他们自身的过错,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机会学习,原因是家境贫困,没有人教他们。
       在为劳工们写家信时,他逐渐了解到,这些人虽然目不识丁,但并不愚蠢。他们思维敏捷,认识深刻,在实践中能凭着常识来理解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情。他们幽默热情,充满活力,勤劳勇敢。在法国,这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为自己有这样的同胞而感到自豪,而过去,他对他们却一无所知。晏的心里很激动,他决心教育、训练这些人。
       他开始执教,并发现劳工们不但渴望学习,而且聪明。他越来越体会到他们被剥夺学习权利是十分不公平的,教这些普通公民是自己一生中的首要任务。
       然而,该怎样教呢?中国的方块字是那样复杂,那样难学,即使是学者,也得用一生的功夫才能把它学好用好,就是阅读一般读物,至少也得掌握五千个字!晏阳初决定在五千字的基础上进一步压缩字数。
       在法国期间,他详细地拟定了一个简化中国文字的计划,为后来的平民教育计划打下了基础。他绞尽脑汁找出了人们最常用的一千个字,这实际上就是最基础的汉字,然后教他们这些字。但是,在认字的同时必须有相应的读物,于是,晏阳初便着手办一种小报,有了它,劳工们就能把学到的知识派上用场了。这种大胆尝试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然而,这不仅是教几千名华工识文断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位青年学者从中受到了启示。他深为劳工们的成绩和欢乐而感动:过去,劳工们是何等痛苦,因为他们目不识丁,实际上是睁眼瞎。然而,当看到他们能读报,哪怕是能读懂一点点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晏阳初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后来,为使劳工们知道当时的新闻,他在巴黎创办了《华工周报》。劳工们过去曾盲目地工作,对自己为之而战的战争却一无所知。一天,他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出自一位经过读写训练的劳工之手,其内容大致如下:
       “晏先生,尊敬的先生:自你主办的报纸问世以来,我开始了解天下发生之每件大事。但是,你的报纸价格十分便宜,每份才售一生丁,我担心它会由于亏本而停刊。兹寄上365法朗,请收下,这是我在法国当三年劳工积攒下来的钱。”
       这件事使他深受感动,他决心用自己毕生的精力去充实他们的生活。对他来说,“苦力”一词是个新名词,他要让他们摆脱痛苦,获得自由,还要帮助他们发展自己的力量。
       从那天起,晏阳初对自己的抉择毫不动摇,他决心回到中国去,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才智奉献给祖国的平民百姓。
       一场平民运动
       在中国期间,我与晏阳初各住一方,但却时而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他先住在北京,后来,却莫名其妙地——或许是我的猜想,迁移到河北省一个名叫定县的小地方去。听说他在那儿进行着一种教育实验,而当时却没有人对此予以重视。也难怪,当中国存在着数量如此巨大的文盲时,一个青年人在一个小小的定县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有人对他的实验冷嘲热讽:“这样生活有什么意义?一个小小的地方又能如何呢?”然而,我们不断听到他的消息,他的影响遍布于中国大地,或更确切地说,这是他的计划产生的影响。虽然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个人的事情,但人们却总在谈论他的工作。他在试图制定出一种计划,使中国人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做到识文断字,他的千字课教学法开始为人们所接受,当其他人运用此法时,如同时采用千字课本,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后来,人们认识到这不仅仅是一场识字运动。我弟弟是一个人口统计学家,对公共卫生很感兴趣,他访问过定县,回来时说,这的确是一场平民运动,而且也开展了公共卫生事业。我开始对这个名叫定县的小地方产生浓厚的兴趣,那里正在发生一场变革,人们在默默无闻地工作,但是,为什么只局限于一个地方呢?那时我就想,待到天气凉爽时前去看个明白。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又与晏阳初在美国见面了。
       晏阳初还像过去那样清癯,身材还是那样挺秀。看来,他比过去更热情,对事业还是那样专一,工作就是他的生命。为了工作,他把一切都放弃了。他微笑着,认真地倾听对方的谈话,一有机会,他就谈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平民教育。
       现在,他关心的是全世界。他开始在中国做试验,并为此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如今,他不仅在考虑中国平民百姓的事,而且也在考虑世界各地的平民百姓的事。
       我们的谈话开始了。我想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干这番事业。完全无私是不容易做到的,晏阳初并不比其他人聪明或能干多少,这只能用他的天赋来解释,晏的天赋条件很优越,但其他有同样优越天赋的人所作的贡献要比他少得多。
       我发现他非常谦虚,他甚至感到内疚,由于出身于书香之家而不了解本国的平民,多少年来,平民都没有得到自己应有的权利。他在高声谴责至今仍脱离平民而高高在上的新老知识分子。
       “我就是这种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坦率
       而诚恳地说,“在未到法国之前,我并不了解自己的人民;直到与这五千名劳工生活在一起后,我才开始对人民那痛苦和悲惨的生活有所了解。”
       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一直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我所写的书轻视平民百姓而感到非常难过。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已觉醒的知识分子.我想了解他的全部新认识和已取得的成就。在纽约会见时做长时间的交谈是不可能的,原因是在城市里零碎的事情太多,干扰也大。于是,我对晏说:“到我家里去吧,在乡村里环境幽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畅谈,并且我也有充分的时间向你请教。”
       休息一夜之后,他来了。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初夏的阳光照进了宁静的书房,透过书房的玻璃窗,遥望远处的湖光山色,我们开始促膝详谈。
       世界的基础
       我只是提出问题,他的回答才是最重要的。这个中国人坐在那里侃侃而谈,态度认真而诚恳。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展现在我脑海里的不只是他在中国已做出的业绩,而是一种准备用于世界各地的计划、工具或技术。我对他的谈话怀有浓厚的兴趣,因为这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而中国又拥有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我深知,这是远远超出中国范围的事业。
       “我对问题的看法是这样的,”晏对我说,“我们的祖先说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我把它引申到全世界,那便是人民为世界之本,本固世界才能安宁。然而,当今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住房拥挤,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目不识丁。这就是说,四分之三的世界之本是虚弱的。倘若目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们用于建设世界的基础就很不可靠了。”
       教堂的钟声随风传来,我知道此刻一英里外那个村庄里的情景:农民们与其妻子儿女走进那砖筑的路得教堂——一个他们父辈多次去过的老教堂。我认识这些农民,他们很像我在中国认识的那些农民。实际上,晏谈论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访问过许多别的国家”,他诚恳地说,“确信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相同的。只是当我们达不到普遍的基本需求水平时,问题才变得复杂起来。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有权接受最低限度的教育,过最低限度的生活,享有最低限度的卫生保健和自治权利。我觉得,现在世界上一些地区为解决文盲、贫穷、疾病和不良治理而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可能推广到世界其他存在同样问题的地区的。当然,具体做法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而做适当调整。我们在中国制定的这个计划,是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民之所需,因为它是一种建设性的计划,可以由人民自己来实施。当人民改造自己的生活时,他们需要接受教育,这就是说,根据改造需要而教育,通过教育来促进改造。”
       天下一家
       他来回踱步,似乎在沉思。“你知道成立示范中心的原则适用于每个国家,先在一个地方仔细地实验,然后加以推广,这是比较科学和经济的做法,从长远看会更节省时间。当我们第一次到定县时,那里是一些泥泞的村庄,谁也不会注意那个地方的。但是,我们坚持在这第一个人类社会实验室里工作,而且一干就是六年。而一旦这个典型被介绍出来,其他省份和地区就会很快地仿效。”
       “如果在中国能做到,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应该能做到。正像你教育社会上四分之三的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识字、懂生计、讲卫生和摒弃私心时那样,当你教他们第一个字,第一个原则的时候,让他们了解到处都可能有合作和幸福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有‘天下一家’的说法,当人民有了世界意识后,他们就会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单位,而是世界整体的一部分。在定县那个小城镇里的人,除了自己以外,过去他们从未想到过任何人。但是现在,他们已认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一部分了。你知道他们不顾日军的占领,仍坚持办学,维护公共卫生,继续改进农业生产的业绩吗?就是当地的政府也仍然在工作。”
       他自豪地看着我。我在中国华北平原曾见到过上千个像这样的小村庄:一些泥墙瓦顶的房屋,几条尘土飞扬的街道,外面还有一堵矮的泥筑的围墙。由于风吹、日晒,再加上水井又少又浅,不能经常洗澡,人们的皮肤都呈棕色。定县和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区别。
       到平民中去
       “在我们到定县去之前几年,我们先在一些城镇开展运动。”他说,“我们深知创造教育气氛的重要性,凡是没有文化和与世隔绝的人都有反对新事物的倾向。你谈铁路,他们反对,谈公共卫生,他们不了解。如若说到读书,他们倒是知道的。我想,这是由于受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影响所致,它使人们,即使是文盲也认为读书是高尚的。他们重视读书,但却从来未梦想过能进学校。多少年来,对农民来说读书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但是,倘若你走到平民中去,给予实际指导,使他们知道自己也能读书,这样,便取得了一半的成功。创造教育气氛以争取那儿的保守分子,让他们允许青年人读书也是十分必要的。青年人可一直想读书,但是,如果家长不同意,读书的希望便化为泡影了,对女孩子来说尤其是这样。
       “需要用几周时间进行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创造气氛,运动就自然能够开展起来。召开城镇平民大会,选举产生负责领导运动的委员会,邀请有关学校参加,学生们自愿到招生队去服务。还可组织群众集会和环城游行,逐渐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以后,招生队挨家挨户地去动员,直到所有12—25岁的文盲都报名为止。
       武汉三镇是我们开展运动获得最成功的地方之一,由于它地处全国中部,还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从而对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武汉,有两万名不识字的男女报名,这远远地超出我们的预料,于是,便出现了教员不足的严重问题。我们立刻向大学师生和中、小学校长、教师们发出紧急邀请,并在武昌华中大学召开一个大规模的民众集会。我们发了一千张请柬,期望能有五百名教师和学生应邀前来。
       开会时,礼堂里挤满了人,有一千二百多名教师和大学生参加集会,看到那些充满殷切期望的面孔,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我讲了两个小时,谈到教育工作者担负起教育文盲任务的重大意义。最后,我对与会者提出请求:‘在座各位,凡愿意每天义务(没有收入)教授一小时者请起立!’话音刚落,一千二百名男女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表示乐意尽其义务。
       但是,在这以后,你还得建立一个组织,否则运动就会中途夭折。我们在武汉成立了一个平民教育会,并从容地把运动推向农村。我们在一些中心村,成立了表证(示范)平民学校,安排‘学生教师’,他们选自各分区,并经过短期训练。除了在学校所教的两个班外,每名教师至少还要负责在邻近各村创办十所普通平校。”
       “那么,这些农村中的工作是怎样做的呢?”
       如何开展农村平教工作
       他笑了:“现在我把我们的做法告诉你。首先,我们去拜访农村中的长老,因为他们好比家长。平时,他们以品德高尚而知名,或以心地善
       良,或以学识渊博而享有名望。其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没有什么学识,而只是满头白发、蓄着髯须的老实人,却也由于年老和忠实厚道而博得众人的尊敬和爱戴。
       在拜访中,当问到他村里有多少人识字时,得到的回答是不知道。知道了又怎样?反正他不关心。我告诉他,若要使这个村子富裕起来,最好的办法是教农民识字。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于是,我把在大城市里取得成功的经验告诉他(而在城里,我曾把在法国所做的一切告诉人们),我问道,在你们村里搞个实验好不好?我们懂得这种方法,知道该怎样去教,你们还可以得到第一个受教育村庄的荣誉。但是,你得出面告诉农民该怎么办,因为光我们说他们不相信。
       听了这番话后,他说在村公所里有几个朋友,得先去看看他们。我们表示同意,但要求他告诉这些人,说我们有教农民识字的经验,并向他们介绍我们过去的工作(过去,我们有关于平教运动各个时期的电影,但现在没有了,都让日本人抢走或毁掉了)。后来,我们去拜会村公所的各位成员,我们边喝茶边谈,很快就发现他们中有人和我们的人有关系,大概是一个朋友的老相识,于是,我们便立刻成了朋友,甚至成为亲戚了。那时,他们会请你留下来吃饭,请你喝米酒,可能不多,但这毕竟是友谊和欢乐的表现。对此,人们很高兴。
       “后来我提议第二天召开一个大会,他们表示赞同。我们说,要每家都有人参加大会,但是,在哪儿开呢?就在庙里吧。照中国的惯例,村子无论大小,也不论贫富,往往都有一个包括大空场在内的庙,这就是村民用来集会和进行其他社交活动的场所。他们同意了,决定在翌日召开大会,让所有主事人都来参加。
       由于农民不识字,张贴布告是无济于事的。他们派人从村头走到村尾,走遍各个角落,边敲锣边喊:‘明天到空场开会,人人都得去,城里的教书先生到这儿来了。’
       人们异常兴奋,互相打听,都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因此,人人都来开会,看看到底什么人到村里来了。会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直至锣声再度敲响,人们才安静下来。村里的各位长老都来了,还有矮小的老农妇,以及她们的孙子和孙女……甚至还有小狗。人人都来看我们,好像我们是马戏团似的。
       长老讲话了,他说:‘我把大家召集到这里开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它关系到本村的声望。这些先生都是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学者,他们到这个穷乡僻壤来的目的是为了教我们识字,使我们能识文断字。’我要站起来说话,但却不大会说当地的话,于是,那位长者叫来一个会说当地土语的人——与其说是方言土语,不如说是一种拉长声调的讲话,就像在美国听操着浓厚南方口音的人说话一样。在这种场合下,争取到一位有见识的当地人说话是十分重要的。
       他说:‘你们都长眼睛了吗?凡是有眼睛的人请举手。’话音刚落,众人纷纷举手。‘你们能看见我吗?’‘能!’人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是一本书,你们有多少人能看见它?’人们又一次举起手来。‘但是,你们谁能看懂这本书?’没人回答。‘你们都有眼睛,这是真的,但是,你们不会看书,就像瞎子一样。我们这里有医生,他们能治这种病,他们在中国的学校读过书,也在西方留过学。现在,他们到这儿来为你们治病。这些先生很耐心,他们会不断地为你医治,直至痊愈为止。治好这种病需要多长时间呢?四个月就够了,这些学者知道怎样在四个月内治好你的病!你用不着交费,只要一天用一小时,四个月后你的睁眼瞎病就能治好。’在场的人都笑了,他们都爱听这一席话,但又不相信真有此事。后来,他接着说:‘愿上学的,请举手!’有一个人胆怯地举起手来,很快又放下了。村长着急了,他说:‘朝这边看,老王,你不识字,举起手来,快点,快举手。’老王扭扭捏捏地再次把手举起来,不久,一个十二岁上下的小男孩也举手了,过了不大一会儿人人都举起了手,大约有三四百人左右。报名情况要看村子的规模,还要看村长的态度。倘若他积极支持,就会全村人都报名的。开始时,我们不收太多学生。
       报名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开设的第一个班大约三四十人。也许村长或某个富裕人家能给我们腾出一两个房间。有时我们也在庙里上课。教员是我们培训过的,他懂得教农民识字的办法,还知道如何吸引他们来上学。他给在这个班入学的人上课,回家后,这些人又把学校的情况告诉家里。因此,每当这个班在上课时,路过的人都不免要透过窗户往里看一看。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注意从学员中发现苗子,并把他培养成教员,到第二周,也许本村的教员就能把学校工作接过来。一所平民学校就是这样办起来的。”
       每村一校
       “第一所学校的确是带有实验性质的。在懂得学校的性质和知道该如何办学之后,我们就在中心区的村子里开办三四所示范学校,把旧学堂的教师和当地其他识字的人请来。当他们看到教材是那样实用,而教法又那样简单时,都愿意为自己社区内的文盲办识字班,义务上课。那些由农民自己筹办,自己解决经费的学校就是平民学校;我们办的,即由我们负责解决人力、财力的就是实验学校和示范学校。我们只在定县创办了两所实验学校和六所示范学校,而定县人民却办了472所平民学校,达到了每村一校的目标,这些学校都由农民自己解决师资和经费问题。
       “不久后,我们就发现当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时,他们想要的和需要的东西很多。单纯教他们识字是不够的,识字本身只是教育的工具,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农民需要的是一种包括他们全部生活在内的教育,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很不满意的。因此,对他们的正确教育,不应是教他们适应生活,而是改造生活。以后,你会知道我们是怎样解决公共卫生、农业、经济和地方自治问题的。”
       一个社会实验室——定县
       “后来,你们都迁到定县去了,”我说,“你还没有告诉我,怎么那么巧你们就去了那里呢?”
       “你知道,中国大约有1900个县,由于农村以农业为主,所以一个县的生活方式往往和别的县是很相似的。我们说,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县来做我们的社会或人类实验室呢?化学家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学家有物理实验室,我们要研究和解决人类问题,应该有一个社会实验室。为此,我们曾到周围寻找过这样的实验室。
       “有些乡绅向我们发出邀请,他们想在自己的村子里开办一所现代化的学校,这样,他们的村子就有了声望。最迫切希望我们去的是定县的一位著名乡绅,名叫米迪刚。他早年曾在日本读书,回后来,对家乡的状况:很不满意,曾准备着手改良那里的一切。他做的头一件事是捣毁庙里的泥塑神像,这自然引起了公愤,他的工作无法进行下去。你看,他没准备取得人民的合作,而是单枪匹马地去做每一件事,但农民是倔强而有主见的。他感到灰心丧气,一筹莫展,只好放弃计划。当听说我们要选一个县进行调查研究并开展工作时,他找我们来了,他说:‘我
       失败了,我要见晏先生,把我的村子交给他。’就这样,他把村子交给我们安排,那儿有一所他创办的初级小学,我曾在一所这样的小学教过一年书。”
       博士下乡
       “我有一位同事,名叫傅葆琛,是留学生,乡村教育学博士,他也来到这个泥泞的乡村——一个博士到这种村子住下来,开展工作,这还是开天辟地的第一回!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学究。我们一起到农民中间去,和他们交朋友,向他们学习。
       “起先我们没带家眷,住在一间破庙的角落里,后来别的人也来了。现在我给你介绍另一个人,他叫冯锐,是农学博士。他是农业专家和农村经济学家,曾在康奈尔大学受过良好的农、林业训练。后来,他到罗马,在万国农业研究院搞研究。有一天,我在北京遇到他,向他谈了我们到定县去的打算,问他是否愿意同我们一道去。他说:‘让我考虑考虑。’一星期后,他来找我,他说:‘晏先生,我决定和你们一起干。我回国至今已有四年,在大学里教农业课,迄今为止,我连一个农民都不认识,我要接近我们的农民,要了解他们。’
       “就这样,他辞去农学系主任的职务来到定县。他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他和傅博士在一起,组成了一个精干的教育和农业工作队。傅博士在那个有六十个村的区里办起了两所示范学校。后来,那儿出现了六十多个平民学校,从创办到管理都由农民自己搞。冯是农业专家,他也进行自己的专业试验。开始他只有十五亩地(一亩相当于六分之一英亩),他想种特大的大白菜,但第一年没种好,他很难堪,农民们都笑他。”
       我俩都笑了,我仿佛在中国农村见到了这位青年博士,并听到那些中国农民善意的笑声。在宾夕法尼亚州,我曾听到过这样的笑声,那是邻近的农民笑一位联邦和州农业顾问。
       “第二年,他的工作有起色。”晏接着说,“第三年,他的菜种得非常好,农民们拨给他六十五亩地。连米先生也回来看自己村里的变化,看到眼前的情景,他非常高兴,他同其他士绅商议,决定拨出1200亩地来给我们做实验。
       我们到定县去的另一个原因是那儿有一个著名的古代考棚,是宋代建成,用来考铨地方官吏的。乡绅们说,如果我们到定县去,他们可以把考棚让给我们当总部。这样好的条件实在难得。当时,我收到了傅博士的好消息,冯又告诉我他在农业上取得的成就。农民欢迎我们去,为表示诚意,还要给我们地——于是,我们只好接受邀请了,这就等于我们得放弃城里的一切工作。
       定县又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地方,那儿的人虽穷,但不算很穷。像中国北方许多同类县一样,这里也产棉花。另外,这个县有四十万人,能代表中国人口的千分之一,是一个适合于我们研究的管理单位。
       “1929年,我们在定县大约有六十人,其中包括大学毕业生、许多教授、一些官员和两位大学校长,一位是法律大学校长,另一位是伟大的艺术家、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他们都有独创精神,都来自北京。可以说,在我国历史上,学者和现代科学家到人民中去这恐怕还是第一次。”
       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张小纸条对我说:“这是当时北京一些主要报纸的报道:‘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壮丽的一页。在科举考场取得功名的人、国立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前国会议员、许多美国著名大学的理学博士和医学博士离开城里舒适的家庭,放弃令人羡慕的地位,来定县寻求使古老落后的民族恢复活力的途径,并建设自下而上的民主。’”
       一种别开生面的做法
       我们的做法与众不同。首先,我们要接近人民而不是疏远他们。到美国来的中国学生总喜欢聚在一起,搞小‘中国城’。我们曾告诫自己,不要到定县去搞什么‘小北京’。我们应该到农民那儿去对他说:你家里有一两间空房吗?如果他说有,我们就把来的目的告诉他。虽然大多数农民不了解其内涵,但他们还是懂得教育之重要的。我们要通过农民来找住处。我们对找到的住房搞点革新——安装窗户。农民的住房本来没有窗户,只有小洞,为了进光和通气,他们用纸糊在洞上。我们要在泥墙上把孔捅大些,以便做窗户。你要想知道平教会的人住在哪里,这很简单,墙上有大洞的房子就是他们的住处。
       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有一个问题使我们左右为难,那便是:了解农民的状况和看法,并和他们打成一片是对的,但汉语的‘改造’一词包含着‘改变和建设’两个意思。我们究竟应该改变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该建设什么呢?怎样才能取得平衡呢?我们要尊重人民的传统习惯,但有一件事又必须永记心中,那就是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新社会,但又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旧社会的基础上来建设的。
       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同事半途而废,离开我们回北京去。有的人虽有热情,也希望和人民一同工作,一起生活,但却没有什么建树,原因是他们缺乏应变能力。有一位教经济学的同事,我们让他考虑农民用的书,但他却不知道如何着手或从哪里开始。一些在最著名的大学里攻读过第一流的教科书,并教过成百上千名学生的人,却不知道如何用自己的知识来满足农民的需要。
       “还有的人是因为不能忍受乡间的艰苦环境而离去的。在那里,晴天时尘土漫天飞舞,下雨时又遍地泥泞——没有剧场、电影院,也没有麻将可打。有的人是因为妻子拖后腿走的,有的人不能正视面临的问题,有的人虽看到问题却不知如何解决。当然,教些知名教授教过的东西,同时又被视为大学者,要比到农村去容易,而且要舒服得多。”
       晏又恢复了平静,站了起来,用热情而充满智慧的目光看着我。
       “当你在寻找工作内容或方法时,必须有第一流的人才,制定第一流的计划,做第一流的工作。但是,实验的结果,应该使具有一般教育经历的人能够适应和运用。这才是奥妙之所在。”
       “让高水平的人设计蓝图,并领路前进。”我重复他说的要点。
       “正是这些高水平的人必须寻求为什么这样做和如何做,”晏答道,“这就需要有创造性的研究了,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所研究出来的应是普通人能够了解的鉴赏的。”
       充满活力的研究
       “当你说到研究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想的是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或在充满书刊的图书馆里,或在学校的某个地方埋头工作,而这些地方都是与一般平民百姓隔绝的。”
       晏急得连连摆手。
       “不,不。”他大声地说,“我说的充满活力的研究是那些与人民的生活和需要直接有关的研究。简单解释一下,比如我的同事在准备教材时,他们不只是坐在扶手椅上写,而是走出去,同人民住在一起,设法了解他们,包括了解他们的长处和短处,以及他们的基本需要。写成教材以后,还要分发到各校去试用,听取教师和学生的意见。总之,我们的教材是每个季度、每年都在不断修订和改进的。”
       “你们就这样在定县开始办示范学校了,”我说,“你们用考棚做总部。但是,这些定县人是农民,他们不能像学生那样上学,他们什么时
       候读书呢?”
       “每逢夏天,就利用清晨或夜晚,”他答道,“到冬天,我们的时间就多了,这真是太好了。在夏天,我们根据他们的迫切需要来教。例如,在天花流行时,教他们种牛痘。当然,教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单纯地说教。你能不倦地说农业或医疗卫生,而他们也认为这很好,但却并不十分相信自己的能力。只有当我们证明他们有可能学会时,这些农民才肯学习。”
       “现在,他们一点儿也不笨,而是很聪明的。当你教给他们一件事时,他们能很快地学会,把生计安排得更好,把事情处理得妥帖。如果你想在某个地区或某个国家建立一个较好的秩序,那就首先必须激发人民的思想,这样,他们才会要求你教给他们东西。这就是工作的起点,没有这一过程,就不会取得成功。派遣几个专家或官员到某个地区去是毫无用处的。正如孔夫子说的那样:‘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改造应是人民的自愿行动,强加于人不行。我们办学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农民的智慧。”
       他双唇紧闭,神情严肃,片刻后突然又接着说:“有人说这些中国文盲愚昧无知,其实难怪,他们深受脑筋迟钝之困扰,由于:不识字,他们的眼界当然无法超过其近邻。”
       我打断他的讲话:“我们美国也有很多这种脑筋迟钝的人,虽然他们大都识文断字,倘若喜欢,还能听广播、看电影,但他们却仍然饱尝脑筋迟钝之苦。您说对中国老百姓来说,学文化是令人振奋的事。但是,您怎样解释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在看问题时总不能超过自己的范围,甚至在识字的情况下也这样呢?”
       学友
       晏阳初的两眼炯炯有神,他答道:“不错,你们那里也有一种文盲,但比起我们的文盲来要好办得多。你们的文盲已掌握了学习的工具——识字,这是第一步。而在中国,我们必须先给他们工具。一旦有了阅读能力,就好比打开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大门。每当受到一种刺激时,你的脑子就会产生一个愿望或要求。有时,你只想到自己的工作对象——老百姓是脏,但他们认为自己不脏;他们穷,但由于习以为常了,他们并不知道这样是穷。为改善其生活,你提出了一个愿望,给他们制定了一个标准,最后,你为他们创造出一种社区感情来。你看,在中国只有氏族、家族的感情,每一家是一个单位。但是,当人们都一起上学时,他们之间便出现了同伴的感情。
       “平民学校在农民的心目中产生了这样一种影响,他们有史以来头一次自称为读书人,那是他们曾为之追求了多少个世纪的一种身份或地位,而过去,他们却从未有机会得到它。现在,他们能读书识字了,真的成为读书人了,中国农民就像得了魔力一样,顿时产生了自尊心和自信心,有了自己的尊严。以后,校友之间也产生了同学间的感情,你可利用它为社会服务;妇女们也有了这样的感情,这样,社区建设就有了基础。在这些男女学员中有了你的核心,出现了为改造整个社区和整个国家的潜在的强大动力,那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东西。 ”
       但是,倘若你停滞不前,那可就麻烦了。首先是教育办不下去了。我认为有时候不受教育要比受错误的教育要好些。现在人们要求有较好的住处和较好的生活,那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倘若你只向他们中间灌输许多新思想、新愿望,而不用实际的知识和技能去充实他们,以达到他们的新要求新愿望,那你的工作就会给社区带来不和谐的气氛,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曾有人找到我,对我说:‘晏先生,可能你教育的这些农民都想当白领了,他们不愿再种地了。’我答道:‘如果这样,这种教育是失败的。’当你使人们自己要求改善生活时,这是很可贵的,但是,你必须立即提供改变现状的实际知识和技能。
       “正如我们发现的那样,我们必须使识字教育与在更大程度和更广范围内改善生活的教育联系起来。你没有必要把这些人从他们的环境——农田中带走,应该就在农田教育他们。这样,你就用不着在学成后把他们送回来,因为他们始终就在农田。许多慈善家把孩子们带走,让他们住进豪华的楼房里,教他们读书,这本是好意。然而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愿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我们从来不那样做,我们就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开展教育,在他们学完平民教育课后,便马上把同学会组织起来。”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用不着提醒,你不会笑话我们这些同学吧!”
       用不着再说什么了,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一张张渴望学习的纯朴的脸,无论老的、少的。谁也不笑话他们,因为他们终于学会了读书。
       青年的组织——平校毕业同学会
       “就建设而言,时间是很紧迫的——老的太老了,而小的又太小。我们必须在这代人身上完成这一民族建设,为此,处于中间的这个团体,即青年的组织是最关键的一环。十年后,现在25岁以下的青年男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主力,无论其素质是好还是差皆如是。现在,中国有6000万12—25岁之间的青少年没有上过学。在定县,虽然我们的教育计划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都欢迎他们来接受教育,但却把重点放在80000名男女青年身上。如果我们能把这些青年人训练好,我们就有了训练其余6000万人的模式。
       “因此,在他们读完平民学校,取得‘识字公民’的文凭后便组织起自己的平校毕业同学会。其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为了继续学习,另一方面是为了联合起来建设社区。这毕业生是该县建设的主要力量,我们可以设想,同学会的成员分布在这个县的四百多个村子里,这些青年男女又受过同样的教育,而且构成了有组织的力量。他们之间非常团结,并由此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要教别人,因此,他们便在各自的村里开始组织小学习班。”
       艰苦的准备工作
       “同学会会员还从事诸如戒毒、筑路、有益于社区的文艺文化活动等工作。
       这些社区领导人为社区生活改造而做艰苦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就是我们的各类学校教学的具体内容,为儿童上的小学及成年人上的平民学校提供各种水平的教材,但内容都是四大教育。学校里的全部课程就是整个改造计划,而且充满了活力。因为在学习和训练期间,同学们通过各种活动和设计,同时也在建设自己的村庄,并且也向别的地方推广这些经验。
       再以卫生工作为例,这里危害最严重的疾病是天花。于是,我们就在班上、各个学校里都展开预防天花的工作,这样一来,预防天花的运动就遍及全县了。
       “或者比方说,该种棉花了,我们就在班上给老农讲一些关于棉花方面的必要的新知识。年轻人也要学,他们还须走到田间去,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助比他们大的农民种棉。我们按照农事调整了教学计划,我们发现,这样做更适合农民的需要。如果现在是种棉花的季节,我们就教棉花;该预防天花了,我们就种痘。换句话来说,我们不仅为适应建设需要而调整课程,而且还注意选择教课时间,这样,农民的收效就最大。你可以看到,每个村庄学校的全部课程都与整个改造计划紧密联系,而且人人都在学习,
       人人都在用自己所学的知识。”
       我不禁想起离这里一英里远的那个村子,那儿有大约二百个农民。倘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深入这村子的话,我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于是我问晏:“能这样说,定县反对外来人来处理他们的问题吗?”
       对这种见解,他付之一笑:“我们在那儿干了四五年,我们有八万校友,无论我们于什么他们都欢迎,原因是我们得到了人们的信任,我们之间已不分彼此了。”
       我同意他这种解释。
       闯出新路
       停了一会,他接着说:“看到人民能将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生活而能自立确实令人鼓舞。在人民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时,要发起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改造都有基础,原因是人民已掌握这些事情。在进行了基础教育和基础训练之后,人们知道怎样同困难做斗争,在灾难面前,他们不再表现得无能为力了,他们有了力量。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道路。
       我们的专家必须做的事是设法找出人民需要知道做的最要紧的事情。人民没有那么多时间学这学那的,他们只能用极少的时间和金钱,学习那些真正有用的知识。你无疑知道有关那个聪明老人的传说。有人向他请教长生不老的办法,他说,把世界上所有的草药采集来,放在一个大锅里熬,直到最后剩下其精华,然后再用这些精华制成一个大药丸,你吃了它,便长生不老了。
       “这是精华中之精华。这里有一个过程,他使我们领悟到首先应给人民什么,他们没有时间受大量的教育,因此,我们每次教给他们的都应该是高质量的、最有生命力的知识精华,这样,他们才会得到最重要的东西,这才是最优的教育。这就是我们要奉献给世界的礼物,要让人民能享有和运用知识的精华,这就要求有创造性精神的研究人员。”
       创造新的公民
       他沉思了一会,站起来,来回踱步:“有人告诉我,上周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会上,人们在谈论亚洲在战后的恢复工作。有人反对说,发展教育太费时间了,不如搞别的。另一个人发言了——他是一位知名教授,还到过定县。他告诉人们,我们在定县是如何改良猪和鸡,如何引进奶羊,因为牛又大又重,以致中国的普通人家都养不了,他还谈到棉花和谷物的改良,还有各种合作社。农民可在信用社借到低息的贷款,可向供销社出售自己的产品,而且价格也合理。”
       他继续说:“在定县,教育为建设服务,在建设中又不断进行教育,发展教育太费时间一说对那儿不适用。你知道,1930年前后,定县每户农民的年平均收入约为240块大洋,而在改良之后,他们收入增加了一倍,投资却不多,主要用于改良禽畜、种子、生产方法和组织合作社上。此外,卫生保健搞得好,殡葬花费就少——中国人办殡仪的花销是很大的。还有,他们也不早婚,办婚事也注意少花钱。最后但却最重要的,是他们在定县成立了一个县政府,其特点是开销较少,对人民的好处较多,也不收那么高的赋税。上述效益难以用钱数来表示,但农民的物质生活毕竟丰富了,农村兴旺了。若把每户每年增加的收入乘以全国的三千五百万农户,那就等于给我国增加三十多亿美元的收入。”
       “二十年后,我们能使这个方案生效,十年内能消灭文盲,并使农民的收入加倍。在人民接受文化、生计、卫生和自治这四大教育之后,就能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现代化的中国打下牢固的基础,而这正是我们所谋求的。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创造新的公民,因为那是我们的基础。”
       乡村建设学院
       “没有那么多管理人员,你如何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呢?”我不禁问道。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乡村建设学院,它就是为实现此计划而建立的。”他回答说,“在敌人狂轰乱炸、疯狂破坏的逆境中,我们于1940年11月在重庆附近建成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是四年制的大学。当外面听说平教运动设立高等学院,为乡村建设事业培养男女青年时,各省政府纷纷寄来捐款(从一万元至五万元),以示支持。我和我的同事深受鼓舞,因为在抗战期间各省的财政都很困难,能够如此实属不易!学院成立后,下一个重要步骤是为它打下更坚实的基础,这就需要充实其教职工和设备,为战后建设的需要培养干练的领导。”
       我们沉默了几分钟,他似乎忘记了我们是在什么地方,他在回忆过去的一切。我想,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他生活在自己的千百万同胞之中,他做了自己立志做的工作。在那以前,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时候,他看到了自己同胞身上存在着的贫、愚、弱、私四大问题,出于对人民的爱,他决心要改变那种状况。
       提高水平
       但是,我完全错了。晏既没有在想中国和他个人,也不是想过去,而是在想未来,在想全世界。
       “这些日子我们世界上的各种计划谈论得很多,”他强调说,“现在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是文盲;他们吃不饱,穿不暖,贫病交加。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呢?世界上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高的人民。
       这四分之三的人的基本问题是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文盲、贫穷、疾病和腐败的政府。请看亚洲的十亿人民,几乎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他们贫穷,受疾病威胁,还受腐败政府的压迫。
       但是,正如我前面说的那样,世界任何地方的人民都有权享受最低限度的教育,过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最低限度的健康和自治。让我们使世界的基础——人民变得更完美,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我相信提高四分之三人民的水平,不会使其余四分之一人民的水平降低。
       世界会议、国际法院和国际警察等组织有着重要地位,但这些国际政治组织只是上层机构,他们必须顺乎民心,而民心又是以伟大的世界民众的明智和良心为基础的。倘若失去民心,他们就一定会失败,就像过去那样。动员四分之一的人为提高其他四分之三的人而出力吧!
       可能有人反对这种提高四分之三的事,认为那是异想天开——因为它包含着太大的开支和太多的牺牲。但是让我们想想,盟军为了战争要耗费多大财力!光美国,每小时就要花费1030万美元。我在同瓦萨大学校长麦克科拉肯(Mccracken)先生讨论这个问题时,他问我教会4700万中国人读书写字要花多少钱,我告诉他,中国政府平均花一美元教会一个人,因此,总开支大约是4700万美元。他说,这大约是我国在战争中五小时的开支。
       人的生命是不能以货币单位来计算的,成百万的战士,还有为数更多的人——男人、女人和儿童在战争中牺牲了。且不说别的事情,简单说来就是集体安全。
       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的确,明智的国家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其他国家不忌妒你的时候,你的国家才有安全;在
       周围没有饥民的时候,你才能保住自己的面包。我认为,建立集体安全和集体繁荣的计划和理想才是现在唯一正确的。今天,没有单独一国的安全,就连单独一国的健康也不可能,因为别国的疾病和病菌也会传播过去的。这大概是有关改造世界的最有说服力的动机。必须认识大多数人须从他们的自身水平去要求他们,只有少数人可以从高水平与他们沟通思想,这种人不多。
       “还有的人提出反对提高四分之三人水平的理由,说这过程耗费时间太长。可能是这样的,但该过程也许能缩短和加快。我们很少有人了解如下事实,在贫困不堪的世界人民中几乎有三亿十多岁的少年,从来未受过正规教育。这就产生了一个大问题,但同时又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提供了好机会。为什么?因为没受教育比受不良教育要好得多。这些没进过校门的三亿体魄健壮的少年好比一张白纸,可用来写新世界的宪章。在积极参加改造世界的运动中,老的太老了,而小的又太小了。时光飞快地流逝,让我们把重点放在培养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年轻人身上,并把他们用作改造世界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先锋吧!”
       一大问题
       记得我认识的许多美国人都说过,要待到他们先舒适后才谈得上关心其他人。我向作为中国人的晏提了这个问题:“你认为是否应该像许多美国人那样,在你去别的国家之前,先把自己的住处安排得井井有条——先使中国完美起来?”
       “既是,又不是。”他严肃地答道,“说是,是因为我们的头等大事是对自己的人民负责;说不是,是由于这些问题并非中国人民才有的,而是世界上四分之三的人民共同的问题。认为一个国家可以与世隔绝,关起门来解决这些共同问题的人无疑是笨蛋。大问题要用大规模的办法来解决。开始,我们可选择一两个国家作为社会实验室,但最后整个计划必须按世界规模实施,到那时,才能形成世界意识和全球责任感。”
       他面向我站起来,目光炯炯,满怀信心,他在想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不是对我,而是对世界,对整个世界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具有共同志向的不同国籍的人不能团结一致,成为盟友而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呢?文盲、贫穷、疾病和腐败政府就是全人类的敌人,倘若我们同时在世界各地开展工作,反抗它们,联合一切财力、智力资源,彼此合作,互相鼓舞,我们就会干得更出色,就能更快地达到共同的目标。”
       他抬起头,憧憬着未来,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为什么不这样呢?”他问道。
       “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注:原文题目为《告语人民——与晏阳初谈平民教育运动》,写于1945年3月。本刊有较大删节。)
       赛珍珠(1892—1973),美国女作家,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生于传教士家庭,自幼随父母长期侨居中国,在中国大学教过英语。主要作品有《东风、西风》、《大地》、《儿子们》等,还曾翻译中国小说《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