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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幕后]习仲勋与广东反“偷渡外逃”
作者:卢 荻

《百年潮》 2007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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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察宝安,部署反偷渡
       广东群众偷渡外逃到港澳,这是广东的一个特殊问题,也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新中国成立前,边防管理松懈,等于有边无防,粤港澳三地居民可以自由出入。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盘踞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香港、澳门为基地,不断派遣特务潜入内地进行破坏,还有走私贩私等经济犯罪,以及黑社会团伙的抢劫、绑架、偷盗等刑事犯罪,因而国家在1951年3月15日决定封锁边防,设立边防线,加强了边防的严格管理。但后来的一些时期由于国内采取了一系列“左”的错误政策,加上三年经济困难和“文化大革命”十年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得不到应有的改善和提高,因此,广东曾连续发生群众偷渡外逃香港、澳门事件。据统计,从1954年至1978年,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5万多人(指人次,下同),逃出14.68万多人。其中严重的群众性的偷渡外逃有两次,一次发生在1962年,当年全省共发生偷渡11.79多万人,逃出3.97万多人;第二次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内地人民生活水平与香港居民相差悬殊,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出现最为严重的偷渡外逃高潮。
       中共广东省委历来重视偷渡外逃问题。1977年11月17日下午,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等人前往广州南湖宾馆,向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委苏振华,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等人汇报广东的工作。当广东省领导人汇报到广东所面临的一个难题,那就是靠港澳边境地区偷渡风猖獗,边防部队防不胜防时,邓小平当即插话:“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不是部队所能管得了的。”邓小平强调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政策,发展经济,他指出:“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广东的领导干部听了,觉得这一论断真是一语中的。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社会深刻的认识与思考。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也意识到逃港问题的严重性。因此,1978年7月,习仲勋到广东刚刚两个月,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就在省委书记王全国、《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张汉青等人的陪同下,乘坐一辆7座的面包车,选择到逃港最严重的宝安县。
       时值仲夏,烈日当空,加上公路坑坑洼洼,很不好走。进入宝安,只见公路两旁杂草丛生,十分荒凉,耕地丢荒很多。据当时陪同视察的张汉青回忆:“七八月份正是收割的时候,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没有人收割。习老看了心里很不好受。”
       习仲勋一行在路上颠簸了大半天,才抵达宝安县城。这是一座只有两条半街的边陲小镇,人口只有2万多人,街道狭窄,房屋低矮残旧,破破烂烂。
       宝安与香港山水连为一体,一桥(罗湖桥)相通,一街(沙头角中英街)相连。深圳镇是通往香港的重要口岸,20世纪70年代中期每年经这里进出的外国友人、华侨、港澳同胞达150万人次。宝安与华侨、港澳同胞有直系亲属关系的有14万人,占全县33万人口的42.4%,还有持双重户籍(香港户籍和宝安户籍)经常来往两地的流动渔民2万余人。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宝安偷渡外逃长期居全省首位。从1952年至1977年,宝安有偷渡外逃行为的达62305人,其中逃出去的405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8.7%,占总劳动力13.5万人的29.3%。
       习仲勋到达深圳后,他不是先听惠阳地委副书记、宝安县委书记方苞等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际情况。
       因为边防的问题在陆路较多,方苞就陪同习仲勋一行先到宝安东路的罗芳、莲塘、沙头角等陆路地区考察。罗芳是宝安县过境耕作的七个耕作口之一,也是当时边境问题反映最强烈的地区。方苞自从1974年1月调到宝安当县委书记,每年都要到罗芳参加劳动,和当地群众一起插秧、收割,对那里情况十分熟悉。他向习仲勋介绍,宝安有几千亩土地在香港那边现在都丢荒了。
       习仲勋考察罗芳、莲塘之后,来到沙头角。在那条独特的“中英街”,习仲勋看见几块竖在街中间的石头,把一条窄窄的街道一分为二,粤港两边贫富悬殊,对比非常鲜明。习仲勋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人们忙忙碌碌,显得繁华热闹。而属宝安这边的街道却是破破烂烂,很多荒地杂草丛生,显得萧条冷落,很多老百姓都往那边买东西,不少人跑到那边不回来。习仲勋心里感到很难受。他感触很深地和方苞等人交谈了很久。他说:“解放那么长时间,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方苞解释这是因为政策上的限制,很多人都不能过境耕作,才导致这么多土地丢荒,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方苞向他举了一个例子,1962年经济困难时,香港市场需要草皮、花、河鲜、甲鱼这些产品,国家政策不允许大额贸易出口,宝安就组织小额贸易出口,再将这些外汇收入的一部分用来购买副食品,才缓解了经济困难时商品紧缺的局面。所以,方苞向习仲勋提出建议,希望省里能支持宝安发展小额贸易。
       从沙头角回深圳县城的时候,习仲勋在路上看到边防军抓了两个外逃的人,把他们铐在路边。他问方苞:“这些人抓了放在哪里?”方苞回答说:“莲塘那里有个临时收容站,每天抓到的偷渡的人就先安置在那里,第二天再派人送他们走。”回县城时天已经很黑了,习仲勋还是坚持要去收容站看看。在收容站里,他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那个偷渡的人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方苞告诉习仲勋,有很多偷渡到香港的人,找到工作后很快就可以寄钱回家,家里人一两年以后就可以盖新房。习仲勋作为老革命家,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十分坚定,他给这个偷渡的人讲了许多社会主义好的道理,希望能纠正他的思想。直到天色已晚,他才回到招待所。
       在宝安,习仲勋还先后参观了两家来料加工厂,应该说,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一家是沙头角的塑料花厂,另一家是皇岗的假发厂。习仲勋认为开展来料加工,赚取加工费,既可以增加集体和个人的收入,也可以解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大有可为。
       习仲勋这次宝安之行,深入边境农村和边防哨所,与十多位农村党支部书记座谈,耳闻目睹了内地和香港的差距。他在讲话中支持和鼓励宝安干部破除过去“左”的错误思想形成的旧条条框框,教育他们要利用地理优势,尽快把经济搞上去。他明确答复方苞等人:“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化大革命’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这句话意味着以前被错误批判的一些政策都要恢复过来,例如过境耕作、过境探亲、小额贸易、侨务政策等。
       他强调,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首先要抓好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种养业和多种经营,大力组织沙石和土特产、农副业产品出口,发展社队企业,引进香港同胞和外商投资办厂,搞来料加工。他支持和鼓励宝安的干部:“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的,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他们是资本主义,但有些好的方法我们要学习。”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流毒还没有肃清的情况下,习仲勋讲出这一番话,是很有胆识的。
       想方设法,遏制逃港风潮
       1978年下半年,广东偷渡外逃来势很猛,按地区说,最严重的是惠阳、汕头、佛山地区以及广州市。最严重的县是宝安、惠阳、惠东。一些过去很少发生偷渡外逃的韶关、肇庆、梅县等地区,也发生不少外逃。偷渡的不仅有农民,而且还有干部、职工及其子女,甚至十几岁的中小学生也结伴偷渡,这一年广州市就有72名十二三岁的学生因偷渡被收容遣送。
       这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本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据统计,8月份全省发现偷渡外逃6709人,其中逃出1814人,外逃人数之多,地区之广,是1962年大外逃以后最多的一个月份。吴南生收到报告后,于9月14日作了批转:“仲勋同志:这一报告所反映情况值得注意,故送阅。”
        习仲勋和省委对大量群众偷渡外逃极为关注,为了遏制日益严重的偷渡潮,在9月即发出制止偷渡外逃的紧急电报通知,并召开了全省反偷渡外逃座谈会。
       然而,尽管各地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专门研究了反偷渡外逃问题,布置落实上述措施,但人心浮动,有的人仍然铤而走险,偷渡外逃风潮犹如脱缰之马,未能得到遏制。为此,广东省委于同年11月下旬,再次召开了有关地、县委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并在边防地区组织了一次有近万名干部、民兵和各地驻军配合的反偷渡外逃统一行动,才使12月份的偷渡外逃有较大幅度下降,但还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隐患仍然很大。
       1979年春节过后,广东偷渡外逃之风更为严重,人多面广,急剧上升。有些地方出现群众性外逃的局面。其原因:一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困难。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而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的年收入却是1.3万港币,差距实在太大。因此,边防地区普遍流传“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人家八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内地劳动一个月,不如香港干一天”。二是干部作风不正。据珠海原市委书记吴健民回忆,珠江三角洲“一些县公社以下的干部作风不正,捞私利,对社员分配不公,引起了广大社员的反感。加上1979年前后社会上流传着一个被歪曲了的信息:说公安放宽政策,要发放大量的农民出境申请表。我记得1979年上半年通过正当渠道填表申请去港澳的达1.5万人。珠江三角洲与珠海邻近几个县据说一下子就发出4万多份出境申请表,但批准出境定居毕竟要经过好几次调查,能获得批准的只属少数,那些未获批准的人就组织起外逃的高潮了”。三是国内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捣乱破坏,散布谣言。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1979年春节前后,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据统计,1月至5月份,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
       4月中旬省委召开反偷渡外逃紧急会议之后,情况有所好转,5月1日至5日,深圳收容站平均每天收容人数由4月份的883人下降到652人(包括港英当局遣返)。
       大批群众偷渡外逃,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是年1月至6月3日止,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已超过10万人(包括港英当局1月至6月初遣送回的3.3万多人),比上年全年收容总数增加一倍。深圳收容站容量只有600人,樟木头收容中转站容量只有400人,但当年经常收容人数在1000人以上,最多达到3000多人,使收容站人满为患,生活设施无法适应,收容间过于拥挤,时值夏天,卫生条件太差,臭烘烘的,有时部分收容人员没有饭吃,开水供应不足,有时饮生水也困难,受伤的收容人员不能及时医治等等。在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跳车逃跑、群众围观和抢走偷渡人员,以及多次发生偷渡人员殴打押运人员,抢夺押送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据深圳、樟木头两个收容站反映,1979年上半年,收容人员跳车跑掉了1万多人,摔死摔伤200多人(其中死亡40人)。押送人员从安全考虑,曾采用手铐和绳索捆绑的办法,造成不好的影响。
       1979年夏,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来深圳视察,看见收容站拥挤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给宝安提了意见。刘景范和习仲勋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曾因《刘志丹》小说一案一起蒙冤受屈。他回到广州,向习仲勋反映了收容站的恶劣条件,认为这样处理收容人员不当。
       习仲勋听了刘景范的情况反映后,立即召集省委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他认真分析了反偷渡外逃问题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不能把偷渡外逃当成敌我矛盾看待,大部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偷渡的人总归还是自己人,不能把他们当成敌人。他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这些人是外流不是外逃,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不能把他们当做敌人,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不能只是抓人,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习仲勋提出不能把外逃的人当做敌人,要统统放走的做法,当时由于很多人仍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思想束缚,认识水平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思想上都接受不了。在习仲勋的反复教育和引导下,省委常委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实现了偷渡问题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观念的转变,这对省委认清解决偷渡问题的正确途径,进行改革开放,繁荣边境经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
       习仲勋和群众心连心,他连忙派出省革委会副主任黄静波前往深圳贯彻落实反偷渡外逃的政策。5月5日,黄静波到达后,听了方苞等人的汇报,说:“民政部对你们很不满意,把那么多人关在收容站那里,条件又差,这样不行。省委已经决定了,你们今天就要把人都放走、运走。”方苞说:“一个晚上不能放走那么多人,要不三天内就会像1962年那样出现外逃高潮。我们刚刚开始搞改革开放,如果在这时大批大批的人跑出去,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投资者会觉得我们的政策和环境不稳定,丧失来内地投资的信心。这样不仅中央会批评我们,改革开放也不能顺利进行。”虽然黄静波觉得方苞说得有道理,但是他组织性极强。他是带着省委的命令来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坚持要深圳把收容站的人运走或放走。最后,深圳市委服从省委的命令放人。结果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听信谣传,误以为开放边境,纷纷涌向边境前沿,强冲边防,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由于深圳市委事前已动员一切力量做好围堵工作,结果深圳市2万多偷渡群众只跑出800多人。后经深圳市委和边防部队全力以赴劝阻教育,才将事态平息下来。不久,习仲勋在了解到边境实情后,觉得当时还未做好防范措施,就仓促作出统统放人的决定,和边境实情不大相符。他赞同方苞提出的做法,还主动作了自我批评。
       港英当局对内地群众大量偷渡外逃到香港反应强烈,使用了各种手段对偷渡分子进行围堵、搜捕;还特别在边境一线成立了“军警联合指挥部”,组织了“行动队”,并出动了部队、直升飞机和军舰昼夜巡逻。5月6日,港英当局出动了直升飞机7架、军舰2艘,增调军队、警察1400余人,并保持每天24小时在边境沿线巡逻,参与行动的军警达4000余人,以堵截深圳大量群众强冲边防,涌入香港,气氛相当紧张。鉴于内地群众逃港人员越来越多,从1979年初起,港英当局一改过去做法,对逃港人员采取即捕即遣送的办法。1979年1月至6月初,香港方面就遣送回偷渡人员3.3万人,为过去4年多来遣送人数的3.3倍,有时一天就遣回1000余人。香港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等媒体也大量报道了广东群众偷渡的情况,把内地逃港群众与越南难民相提并论,公开提出中国“难民”问题;有的还诬蔑中国国内政局“不稳”,“对基层失去控制”等等,向内地施加舆论压力。港督麦理浩也于5月31日约见中国驻港机构负责人,专门提出内地人口外流香港问题,反映了港英当局对偷渡外逃问题的关注和紧张心理。
       
       中央下令坚决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
       中央非常重视广东的偷渡外逃问题。1979年6月13日下午,李先念、余秋里、王震、纪登奎、方毅、陈永贵、谷牧、陈慕华、金明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负责人在国务院南会议室,听取了广东省委常委寇庆延关于广东偷渡外逃情况的汇报。
       当汇报到港英当局对我群众外逃反应强烈,香港媒体大量报道这方面情况时,李先念说:港英当局现在可焦急了,对外影响坏极了。港督麦理浩上次同我们谈,态度是友好的,说这是暂时现象,相信中国是可以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一条是宣传教育;二是政策上要给点压力,不能一出去就有优待;三是根本一条发展生产。要把这个工作摆到党委的议事日程上,书记要下去做工作。当前,解放军上去,把口堵住。(余秋里插话:确有坏人煽动外逃的,要打击)政策上不能太软弱了。
       当汇报到有些干部千方百计找港澳关系,没有关系的想方设法把子女送出去时,李先念说:有人为了找外边关系,不择手段。对有些人,要惩办。可耻!当前问题很严重。要同仲勋同志谈一下,要好好抓一下。中央起草个文件。送华(国锋)、邓(小平)批一下。用国务院、军委名义批发也可以。
       李先念说:有些地方生产倒退下来,是个严重问题。每人平均每月二元零八分,有的不到一元五角(指惠东县港口、大洲两个渔业公社),太不像话了。省委要把生产问题,好好讨论一下嘛!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听起来寒心。对引渡犯,要制裁他几个。(余秋里插话:我们抓,香港也抓。两方就配合起来了)
       当汇报到请中央对广东反外逃要有个明确指示时,李先念指出:中央是明确的,外逃就是要反。中央各部门要支持广东。慕华同志同各部商量一下,能解决的都支持。不合理的,要顶回去。给几部汽车没有问题,北京那么多车,调一点给他们。
       王震说:广东生产一些蔬菜、水果出口,来得快,很合算,划得来。反外逃,主要还是要发展生产,分配只有几块钱,怎么行呢?
       谷牧说:广东省委下决心,是可以刹住的。从长远来看,要做很多工作,不是一个突击就可以解决的。不是增加点部队和几十辆汽车的问题。我这次在边沿跑了一趟,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生产、生活差距太大;二是精神状态不行。边境的思想工作问题很多,我们这边工资低,跑到那边就不同了。人们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认识不足。有信心,我们是可以搞好的,还是“风景这边独好”。下一步要搞特区,这个问题不解决,还要出乱子,那问题就大了。关键问题,不是给你增加几百万元、几十辆汽车,而是省委要加强领导,要做好工作。要把经济恢复工作抓紧一点。办一些事情,有些困难,用外汇进口一点东西,是可以的。我看还是工作问题。一些具体问题不难解决。慕华同志摸一下,可以给。问题是要搞好政治思想工作,搞好党的建设,把工作搞上去,搞好,不要满足于暂时,要从长远考虑。最重要的是,边境地区的党组织,要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提高群众的觉悟。港澳有什么了不得?我们现在承认我们落后。但我们要有雄心壮志,能赶上他们。那边好多东西是靠我们供应的,我们努力很快可以发展起来。省委要重视,要加强领导,这是根本。
       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规定到7月5日,即华国锋访问英国前,要求广东基本刹住偷渡外逃风。会后第二天(6月14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便向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发出《关于坚决制止广东省大量群众偷渡外逃的指示》。
       寇庆延回到广州后,向习仲勋等人汇报了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会议的情况和中央领导人的指示精神。习仲勋深感压力很大,他在6月17日、18日主持召开了两次省委常委会议,专门研究贯彻中央指示,对开展反偷渡外逃斗争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组成的反偷渡外逃领导小组,由习仲勋任组长,广州军区副司令员黄荣海、寇庆延任副组长。省委决定,由习仲勋、寇庆延到惠阳,省委书记吴南生到汕头。省委决心把反偷渡外逃作为一个大战役来打,以三个月为期,打好这一仗;6月底一定刹住这股偷渡歪风。
       6月18日,黄荣海带部队到了深圳,19日随部队开到了指定的位置。
       省委常委会议后,习仲勋和寇庆延驱车从广州前往惠州,路上看到有几股偷渡的,有二三十人一股的,十几人一股的,七八个人一股的。晚上到惠阳一问,原来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到了樟木头,从汽车跳下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人,接着,又继续结伙偷渡外逃。
       反偷渡外逃,标本兼治
       1979年6月20日,习仲勋和寇庆延参加惠阳地委反偷渡外逃会议。习仲勋非常沉重地说:最近,党中央、国务院专门要广东派负责人去汇报,研究广东如何制止大量群众偷渡外逃问题。我们省委没有抓好这件事,今天成了中央担心的问题。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我感到问心有愧。
       在分析大量外逃原因之后,习仲勋提出:解决偷渡外逃问题的方针,要治标治本并举。治本,就是要从物质基础上、精神上和组织上,为巩固社会主义阵地和制止外逃创造牢固的条件。这就是:(一)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二)思想上牢固树立“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坚强信念,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新中国。(三)要使我们的基层成为坚不可摧的社会主义阵地。
       为了说明问题,习仲勋在讲话中列举了两个材料:一个是深圳市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近年来,挖鱼塘,开展小额贸易,迅速发展经济,1975年以后没有一个人外逃。二是沙头角镇解放以来外逃了1053人,其中去年上半年还外逃了73人。去年下半年以来,大搞来料加工、小额贸易和家庭小手工业,群众生活显著改善。现在,不仅没有人外逃,而且还有几户人要求回来定居。习仲勋说:从这两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只要搞好生产,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制止外逃就有可靠的保证。
       谈到治标问题,习仲勋说:治标,就是要在边沿大力搞好堵截、收容工作;要坚决打击煽动、组织策划外逃的坏人。同时要立即大力开展宣传攻势,造革命舆论,制止外逃,刹住歪风。他强调指出,要全力以赴,把偷渡外逃制止下来。要以县为单位,节节设防,分兵把口,布下一个天罗地网,把堵截工作做好。部队、民兵要互相配合,团结战斗。一线、二线由部队负责,但地方要派人协助,当向导;三线由民兵负责,但部队要派出干部加强指导。
       惠阳会议之后,6月23日至24日,习仲勋等人马不停蹄地前往深圳检查反偷渡外逃工作。惠阳地委、宝安县委和部队遵照习仲勋的讲话精神,迅速行动,对偷渡外逃进行堵截。在宝安边境一线,第一天抓了148个外逃分子,第二天抓了505个,第三天抓了615个。
       6月24日,习仲勋和黄荣海、寇庆延等人不顾酷暑和连日奔波疲劳,专程赶到珠海市。珠海与澳门相连,也是个偷渡严重的地方。1979年春夏间,珠海虽然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紧巡逻,但偷渡人员仍络绎不绝。1月至4月,珠海收容站累计收容5000多人,高峰时,收容站常人满为患。
       习仲勋对深圳一带地区外逃深感忧虑,于是又从珠海乘船经伶仃洋再回深圳。为了加强深圳的反偷渡外逃工作,宝安县委在县委党校举办了一个学习班,把200多个外逃情况严重地区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召集在一起学习。习仲勋听说党支部书记们在党校集中学习,就找了20多个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部书记进行座谈,了解情况。习仲勋问他们能不能把人留住,我给你们粮食,他们说不行,留不住。会上有三位党支部书记发言。习仲勋询问福永公社凤凰大队支部书记文富祥:“为什么那么多人外逃?”文富祥回答:“香港那边比我们好。”习仲勋一听他这么说,就问:“好在哪?”文富祥说:“第一,我们这里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一辈子都是当农民,不仅如此,子子孙孙都还只能做农民。香港那边不一样,能从事很多职业,东家不做做西家,还能当工人。第二,那边东西多,什么都有得买。我们这边买什么东西都要证,而且有证还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三,那边挣钱多,买东西便宜。我们这里分配低,又买不到东西。所以老百姓都说那边好。”习仲勋对社会主义充满感情,听到文富祥这么说,非常难以接受,就发了火,连连责问他:“你怎么有这样的思想?你是什么时候入的党?你是什么出身?当了多少年干部?你的公余粮任务完成没有?”文富祥回答:“我家代代贫农。我在土地改革时就出来了,公余粮任务年年超额完成。”这时,方苞赶紧插话向习仲勋解释:“文书记是一个好书记。每年开全年大会时我们都给他授奖的,他是我们县里最好的支部书记之一。”习仲勋听了逐渐平静下来,气氛也缓和了。这次视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亲身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缩小与香港差距的紧迫性。
       这年12月7日,习仲勋访问澳大利亚后顺道访问香港,当天下午,港英署理总督姬达约请习仲勋会面,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会谈。其中谈到内地居民非法来港问题。姬达说,今年7月亦曾一度有效地遏制了外逃潮,但自11月初偷渡人数有所减少后,以后又继续上升了。近几天港方平均每天已截获逾400名偷渡者,今天更高达725人,还首次发现有来自福建的人,这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担心。此外,合法来港人数也不少,目前每天有150多人,两者相加,香港就吃不消了。故希望中方能尽速设法解决,避免香港经济因不胜负荷而导致衰退。这对双方都很不利。
       习仲勋对此重申了中方的一贯政策,表示对剎住外逃潮的问题,中方与港方是一致的。理解外逃潮带给香港若干困难,但实际上大批外逃对中方的生产等方面影响更大。他还强调说明中方已经并将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设法解决,即将召开的广东省人代会就将通过有关反偷渡的法令。
       习仲勋还指出,香港有不少引渡集团向内地进行活动,为患很大。我方已先后截获两艘香港“蛇船”,望港方对引渡集团严加打击。同时,香港报刊经常散布一些谣言,起了鼓励外逃的极坏影响。姬达对此表示理解和同意。习仲勋进一步说明,外逃问题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今后随着内地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这个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故我们要更加积极发展双方的经济合作。
       港方政治顾问魏德巍提出中方合法来港人数仍嫌过高。他说,不少人持有效期长达八九个月的通行证,协同全家一起来港,名义是探亲,其实都长留在港。他们实质上既欺骗了中国政府,也欺骗了港方。当习仲勋等人表示港方可将这些人劝返内地时,姬达又重弹“人道主义”和产生“黑市人口”的老调,表示港英当局不拟这样做。
       最后,姬达提出双方今后最好能就此经常交换意见,相互配合。习仲勋表示同意,具体安排将通过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
       1979年12月17日至26日,广东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广州举行。大会讨论了《关于处理偷渡外逃的规定》。1980年1月8日,省政府公布了这一规定。反偷渡外逃从此有了操作性比较强的法律依据。
       1979年12月18日晚上,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 研究反偷渡外逃问题。他认为,偷渡外逃问题,主要是工作问题,有的地区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这些例子多得很。惠阳县一革委会副主任兼澳头大队支书郑某,一家四口都跑了。
       会后,在广州军区的大力支持下,省委和习仲勋采取了多管齐下的措施,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除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外,偷渡严重的地区和市、县党委第一把手亲自抓反偷渡工作,领导成员分片包干,各条战线、各个部门密切配合,做到齐抓共管。深圳、珠海边防沿线,组织民兵与边防部队密切配合,加强军民联防。在临近港澳和偷渡严重的县,还增设一些临时民兵哨所,加强巡逻堵截。而对煽动、策划、组织偷渡外逃的“蛇头”,内外勾结进行引渡的首要分子,抢劫船只偷渡的主犯等,则严肃处理,坚决打击,依法惩处。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全省开展的反偷渡外逃专项斗争取得一定的效果,有效地遏制了偷渡外逃的高发势头,偷渡外逃人员逐月减少。
       尽管如此,1980年广东的偷渡外逃仍然很严重。据统计,截至10月底,广东发生偷渡外逃20万人次。仅1—9月,深圳市就收容外逃人员156980人,其中港英遣返69921人。实际偷渡外逃人数,可能比官方统计数字还要高,有不少铤而走险者葬身大海,在蛇口工业区刚开发时,“一次就发现400多具偷渡者的尸体”。
       习仲勋对此自然不敢掉以轻心,尽管工作很忙,但还是经常过问这个问题。经广东省和港澳工委反复做工作,港英当局从1980年秋开始,也改变了以前所谓的“人道”做法。10月28日,港英政府对偷渡人员采取了一些新措施,主要是:凡属偷渡人员到香港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在香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香港雇主雇用偷渡客者,罚款5万元(港币),坐牢一年。港英政府公布这一措施后,给偷渡人员很大的震动,而香港雇主也大多不敢以身试法。11月份,广东偷渡外逃人员显著下降,只有近百人偷渡。
       习仲勋深知,只有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地剎住这股偷渡外逃风。在习仲勋的亲自领导下,广东省委提出设立特区的设想,并经中央批准同意。1980年8月26日,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广大人民看到了希望。当年曾参与特区筹建工作的广东原省委书记吴南生后来回忆说:“最令人感到高兴和意外的是,在特区条例公布后的几天,最困扰着深圳——其实也是最困扰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确确实实那成千上万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后、树林中准备外逃的人群是完全消失了!没过多久,有些偷渡到港澳去的人见家乡经济发展了,又成批成批地回来了。”
       1984年1月,邓小平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特区,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2月24日,他回到北京后发表谈话:“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历史证明,习仲勋提出的反偷渡外逃,要治标治本并举,以治本为主的方针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
       (责任编辑汪文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