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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时空]“文化大革命”中的王光美
作者:张 绛

《百年潮》 2007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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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6月3日,工作组进驻一些大中学校。6月21日,王光美作为工作组顾问进入清华大学。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
       8月19日以后,在江青等人支持下,清华大学先后贴出了《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三问王光美》等大字报,清华大学红卫兵要求揪斗王光美。10月9日,周恩来明确告诉清华大学8个组织代表,王光美不是普通工作人员,要准备写检查,也要经中央讨论,“毛主席也不同意去。”后来,为防不测,周恩来还打电话告诉王光美,近时不要离开家。
       江青、陈伯达、康生等进一步加紧对刘少奇、王光美的迫害。12月18日,臆造王光美是“美国战略特务”,组成由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为组长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3个月后,这个组又承担起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1967年5月更名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1967年元旦凌晨,中南海的“造反派”在刘少奇居住的福禄居院内地上、墙上写了“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决没有好下场”等大标语。
       1月3日,“红旗兵团”二三十人闯进福禄居,高呼口号,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之先河。
       1月6日,王光美听机要秘书刘振德说,刚接到自称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生的电话,说平平从学校回家途中被汽车轧断了腿,需马上截肢,要家长立刻到医院签字。
       刘少奇一听果断地说:“走,马上到医院去!”王光美焦急地含着眼泪说:“总理不让我们离开中南海呀!”“我是家长,这么小的孩子因为我挨批挨斗,又遭这么大的不幸。走,去医院!”刘少奇气愤地边说边穿大衣。
       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时,已被当做人质的儿子源源、女儿亭亭急忙跑到父母亲跟前,高喊:“他们要抓妈妈!”王光美立刻明白了这是一场骗局。在场的红卫兵看到刘少奇也来到医院,都惊呆了。只见王光美走上前去,大声喝道:“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她知道此时此地最重要的是保护丈夫。刘少奇在卫士保护下,上车离开了医院。
       王光美被劫持到清华大学。王光美问身边的红卫兵说:“你们为什么用这种手段骗我出来?”一个小头头答道:“这是江青同志支持我们搞的。”次日凌晨,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王光美回到福禄居。一夜未眠的刘少奇见到妻子,只说了一句话:“平平、亭亭都哭了。”
       第二天,“红色造反团”等在福禄居第二次批斗刘少奇。王光美被强令站在一个独腿桌子上陪斗。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参加了这次批斗。
       1月13日夜,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到福禄居,接刘少奇去人民大会堂谈话。刘少奇当面提出,这次路线错误责任由自己承担,希望把广大干部群众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自己辞去一切职务,和妻子儿女回延安或老家种地,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要求未正面回答,只是建议刘少奇读几本书,并送至门口。王光美从刘少奇离家,一直忐忑不安,直到丈夫回来说了情况:“主席没有批判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这时,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4月8日,王光美接到中央通知,同意她10日到清华大学作检查。她没有告诉丈夫,只说给了儿女。9日午饭时,平平实在憋不住,轻声当着父亲的面说:“听说,明天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组织30万人批斗妈妈。”
       刘少奇十分气愤地说:“错误我自己承担,为什么不让我去检讨?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
       王光美忙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4月10日凌晨6时,带着毛巾、牙膏等洗漱用具,准备随时坐牢的王光美,坐上清华大学红卫兵派来的吉普车,来到清华大学主楼7层会议室。6时30分,她被第一次审讯,并被强迫穿上从她家中抄来的高跟鞋、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项链”。王光美对这种凌辱人格的恶作剧,进行了严正抗议。
       审问结束,王光美被押到大广场。会场内外,人山人海。300多个“造反派”组织参加了大会。在批斗台一侧,王光美看到陪斗的彭真、薄一波、陆定一等300余名老干部,内心一阵酸楚。
       批斗会结束后,王光美在下午和晚上又遭到两次小型的审问批斗。
       在回答为什么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时,王光美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在回答对戚本禹《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中提出的问题怎么看时,王光美说:“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有感到这一点。”“他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主席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
       在回答“你现在对刘少奇到底怎么看”时,王光美说:“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分材料。”
       在红卫兵说她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时,王光美坚定地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
       4月20日,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信,详细叙述了她参加清华大学工作组和4月10日批斗大会情况,对报刊和“造反派”的诬蔑、不实之词作了申辩,明确写道:“我绝不是坏人,刘少奇绝不是假革命和反革命。”
       6月18日,在刘少奇夫妇身边工作了18年的厨师郝苗,被以“可能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为由逮捕。刘少奇、王光美深感事态发展日趋严峻,对自己的安危不得不做最坏的考虑。他们最担心的是才7岁的小女儿小小。王光美想到过去有的革命先烈在监狱带孩子,便说:“如果咱们被捕了,能不能让我把小小带到监狱里去?”刘少奇说:“这怎么可能?那多半是在监狱里面出生的孩子。”刘少奇和王光美商定,将小小托付给了保育员赵淑君抚养。
       7月18日,一场巨大灾难降临刘少奇家中。早晨,平平姐妹看到一张写着根据江青、戚本禹的指示,当晚召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的海报。
       刘少奇预感一场生死搏斗、妻离子散的时刻即将来临。为了不欺骗儿女,让他们了解真相,他生平第一次让孩子们看了毛泽东去年肯定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检查的批语,和1964年8月27日毛泽东同意学习推广“桃园经验”的批示两份中央文件,并告诉孩子们说:“你们都看了,这证明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欺骗过你们啊!”
       晚上,刘少奇和王光美被分别押解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西楼大厅批斗。王光美回忆了他们夫妇最后分手的场面: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同志惟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谁说革命战士没有温情脉脉?没有儿女情长?这时,不爱说笑的少奇同志却说:倒像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不禁想起他说过的另外一句话:“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是为大多数人们谋幸福的,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他的无私无畏感染了我,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王光美!”进来的人一声吼叫,打断了我们的笑声。我心里感到幸运:“是我先走,否则,我看少奇先走会挺不住的……”
       少奇同志看着我走。作为丈夫,看着妻子受凌辱;作为父亲,看着儿女受残害;作为领袖,看着党处在浩劫中;作为国家主席,看到人民沦落于你斗我、我斗你。对这些,他都无能为力,内心会有多么痛苦啊!
       我站了起来,少奇同志也站了起来,我们握了一下手,他又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轻声对我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两个批斗会结束以后,刘少奇被押回到福禄居前院的办公室隔离,王光美则被押到后院的一间小屋看管。平平姐妹几个还住在他们的房间,但不准他们到父母被监管的地方去。
       8月5日,刘少奇、王光美在中南海内又受到残酷的批斗。中央“文革”特派员等亲临现场指挥,并安排了录音、照相、拍电影,扬言要在全国放映。
       平平、源源、亭亭几个孩子被命令来到会场。他们在回忆文章中记述道:
       我们几个孩子站在围斗的人群后面,满腔悲愤,眼看着爸爸、妈妈被几个彪形大汉架进会场。大汉们狂暴地按头扭手,强迫他们做出卑躬屈膝的样子,坐“喷气式”,拳打脚踢,揪着爸爸稀疏的白发,强迫他抬头拍照。
       ……那些人把爸爸、妈妈押到会场一角,离我们只有几步远,硬把他俩按下去向两幅巨型漫画上的红卫兵鞠躬。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
       王光美被押回福禄居后院,看管更加严格。同时,对王光美的审查也加紧进行。江青直接干预,由康生口述,秘书记录,拟成了《关于逮捕审查王光美的报告》。
       9月13日凌晨,几名军人出现在王光美面前,向她出示由谢富治签署的逮捕证,给她戴上了手铐。她被暂时关押在福禄居后院。同时,平平、源源、亭亭被通知收拾行李,到各自学校去接受批判,连最小的女儿小小和赵阿姨也被撵出了中南海。
       11月27日,王光美被转往秦城监狱,监号是67130。她被作为重犯,严加看管。在关押她的楼道内,除有巡逻的流动哨兵外,门口还有日夜三班专哨。在牢房内,只许她坐在铺板上,不准走动。特别是在1968年至1969年,竟有一年半没有让她放风。监狱内伙食很坏,蔬菜经常是不择不洗,夏天吃的咸菜里常发现有蛆虫。牢房内墙壁霉湿半截,又脏又潮……
       1970年7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出了对王光美“永远开除她的党籍,并依法惩办”的报告。毛泽东对此批示:“暂时还不宜判刑。一切这类专案,对罪犯都宜调查从严,处理从宽,保护犯人,使他们感到有出路,以保存活证据,对将来有利,此事不妨请中央一议。”
       在死亡的边缘上,在痛苦的折磨中,王光美坚强地活了下来。她常常用刘少奇和自己分手时,“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那一字千钧的话语激励自己:无论如何要活到党和人民胜利的那一天。
       1972年8月17日,王光美和往常一样,坐在铺板上。突然,号门打开了,她以为又要提审。两名专案组人员走了进来,是专门向她宣布刘少奇已经死亡的消息的。听到这晴天霹雳似的噩耗,王光美真是肝肠寸断。
       王光美后来才知道,专案组所以在刘少奇逝世3年以后才通知她,那还是平平、源源几个儿女在打听、寻找父母下落时,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毛泽东作了“父亲已死,可以见见妈妈”的批示后,在孩子们的追问下,专案组人员才告知他们的父亲已于1969年11月12日6时45分在河南开封逝世的消息。
       平平他们是多么迫切想见到亲爱的妈妈啊!他们在文章中再现了令人心碎的会见:
       8月18日,我们第一次去监狱见妈妈。5年啦,我们每时每刻在盼望这一天,梦中千百回地呼喊着。头天晚上,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深夜里小小梦游,抱着毛巾被跑出来叫着要见妈妈。可是,真见到妈妈的时候,她竟不认得,不会叫,木呆着。我们都惊呆了:5年不见,妈妈已经瘦弱不堪,满头灰白头发,连腰都伸不直。穿着一身旧军装染的黑衣,神情麻木、迟钝……妈妈仔细端详着我们这些长大了的孩子,半晌才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
       最后分别的时候到了,看守们强拉着妈妈回去,我们哭喊着:“妈妈呀,可怜的妈妈啊!”妈妈回过头来,满面泪水,隔着窗户,向我们点着头……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平平他们在欢庆胜利的时候,来到秦城监狱,与妈妈共享这举国欢腾的喜悦。
       1978年12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就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接收专案工作的当天,王光美终于获准出狱,结束了她那12年的囚禁生活。
       (摘自王光美著:《我与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略有改动)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