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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漫笔]日冠统治时期的白米斜街3号
作者:徐 恒

《百年潮》 2004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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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米斜街3号,近几个月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北京青年报》和《百年潮》都发表了文章。好友宗璞对我说:“你在那里住的时间很长,何不也写一篇?”想一想,却也是,我在那里度过了近十年青少年时光,应该有所见证。
       大约是1933、34年间的一天,冯友兰夫妇从清华园进城来看望我的父母。我的父亲徐旭生(炳昶)在辞去北师大校长职务后,当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他和冯先生是小同乡,还有一点远亲,又都活跃于北平学术界,因此经常有来往。冯先生谈起想在城内买一处房子,以备不时之需,父亲就向他推荐了白米斜街3号的张之洞故居,并邀前院住的民俗学家常维钧(惠)陪冯先生一起去看房。不久房屋成交。冯先生说等房子修缮好以后,就请我父亲和常先生两家搬过去住,还是常先生住前院,我家住后院。就这样,我们成了张之洞后人卖房以后白米斜街3号的第一批住户。
       房子油饰一新,相当气派。门外八字墙,大影壁,一间房宽的黑漆大门。门内是刻砖照壁,上面好像是刻有“鸿禧”二字。往西是一个偏院,中间有垂花门,进去就是常家住的第一进房子。在两进房子间又有一个偏院,两棵大藤萝爬满架,遮天蔽日。后面就是我家住的正院了。正院北房是“钩连搭”,双屋脊建筑,共14间,加上东西厢房共有20间。院中有槐树、海棠、丁香等植物,两边游廊,我们下学一进垂花门就可以沿着游廊一路小跑到家,下雨天一滴雨也淋不着。我们还可以踩着粗大的藤萝枝干爬到房顶上,但堂屋后面近半亩的园子却有些荒凉。北面的楼房早已倒塌,只剩下一个楼基。在这个花木较多、前后几层的大院落里,我们兄弟姐妹过了几年平静而愉快的生活,特别是后门外的什刹海给了我们极大欢乐。
       随着日寇对华北的入侵,时局越来越不稳。父亲和朋友们组建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出版抗日年画,编写抗日鼓词,并在家宴请刘宝全、白凤鸣等艺人,请他们用曲艺形式宣传抗日。母亲在堂屋支起案子,和佣人一起赶制皮背心,捐给前方的抗日战士。哥哥和我不再唱“茶花女饮酒歌”,而改唱“流亡三部曲”。1937年夏天,芦沟桥的炮声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冯友兰一家从清华园搬进城来,还有冯先生的堂妹冯兰、张岱年夫妇,当时他们就住在清华园乙所冯家,所以随同进城。14间北房腾出了10间,冯先生一家住堂屋6间,张先生夫妇住东耳房4间,我家住东西厢房和西耳房。远远传来大炮声,头上不时响起日本飞机的轰鸣。为了躲避轰炸,借用了西邻孙家(原张之洞家花园)后楼的地下室,从后门旁的墙头上用梯子爬过去。父亲开始烧一些有关抗日的书刊,大批的书早已运走,家里只剩下两柜书。在日寇进城后不久,父亲就用化名离开北平南下,辗转到了昆明。
       院子里,听不到父亲与友人们的高谈阔论,却添加了孩子们的喧闹声。我家6个,冯家4个,常家两个,凑起来正好一打。除冯大姐钟链已上大学、我的小妹小弟太小,不能在一块玩外,其余的一起玩的热闹。三个大男孩子上初中,回家就刻图章。我和钟璞(宗璞)在一起,她虽才不到10岁,却能熟背《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学唐诗也比我背得快。有时我们聚在一起,就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辩论,比如说《红楼梦》中的薛宝钗是好还是坏,有的说她好,有的说她奸,各执一辞,互不相让。当然也免不了对《水浒》人物的褒贬。
       冯先生的亲友不时来访。他的弟弟冯景兰夫妇及他们的大女儿冯钟云,他的妹妹冯沅君、陆侃如夫妇,清华的教授们也常来。对我们孩子们来说,印象最深的是潘光旦教授,他一条腿、拄着双拐,上台阶却比普通人还快。
       为了不受日寇的奴化教育,父亲来信要哥哥和我离开北平南下,那时我11岁,哥哥14岁。正在准备行装时,我病倒了,经诊断为结核性肋膜炎、肺门肿大。在当时还没有对结核病特效药的情况下,只能卧床休息。这一躺就是一年半,休学两年半。哥哥一个人走了,谁也没想到他这一走竟再也没回来。
       清华南迁,冯先生走了,张先生夫妇也迁出。约一年后,冯家全家离平,临行前把白米斜街3号的房子托付给我母亲。院子里一下子空落起来。我们又搬回北屋,西厢房堆放着冯家的家具什物。
       没多久,院子里来了新邻居,李戏渔(濂)先生,住在垂花门外南屋。当时他也在辅仁大学任教,他曾多年随冯先生工作。另一家邻居和我们过从很密,那就是李霁野夫妇。他们住在正院内。李先生是应辅仁大学英语系之聘从天津搬来的。那时他结婚不久,夫人已怀孕了,两个男孩方平、方仲的接连降生使院子里又有了新气象。母亲成了李太太的育儿顾问,事无巨细都要照料。晚上,母亲到李家一起听重庆广播,讨论时局的发展。
       来李家拜访的大多是辅仁大学的教授,记得英千里先生(英若诚之父)就来过。此外还有每月来一次的特殊客人:鲁迅的母亲或元配夫人。原来,周老夫人只承认元配长媳,始终与她生活在一起,而不承认许广平。但是次子周作人当了文化汉奸却不负担母亲的生活,老人的生活费每月还得由许广平从上海寄到李霁野处,她们再从李先生处取回去。开始周老夫人来过,后来就是由她的儿媳来取了。那一时期,许广平先生正在上海编辑出版鲁迅著作集,每出版一部分就寄给李先生一套。我就是从李先生的书架上读到鲁迅全部著作的。同时也读了李先生的译作《简爱》,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站在我家堂屋窗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来东厢房李家的客人。有一次母亲忽然说:“这来的像是韦丛芜。他不是到后方去了吗?”我知道,韦丛芜与李先生同样是鲁迅支持的“未名社”的成员。晚上从李家回来,母亲高兴地说:“真是韦丛芜。他带来了好消息,甘肃玉门发现了大石油矿,这对抗战大有帮助。”
       我和妹妹进入贝满女中上学,李霁野先生是我们的保证人。当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所美国教会学校被迫停课期间,李太太义务为我补习英语。
       经常到李先生家来的有不少青年学生,这引起了日本军警的注意。风声越来越紧,李先生不得不抛妻别子离家南下,李太太带着孩子回到天津娘家。一天,忽然有日本宪兵来李家搜查,这才知道李太太及她的弟弟都被天津日本宪兵抓了去。若干日子以后,李太太带着孩子回来了。她谈到被捕的情况,她的弟弟受到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1945年冬,当我在四川江津红豆树再见到李先生的时候,他变成了一头白发。据说就是听说李太太被捕,一夜之间急白了头的。
       更出人意料的是前院常维钧先生的被捕。他在日寇进入北平后就没有出去工作,也没见他进行什么活动,儿子已离开北平南下,来往的朋友也不多,除了已故刘半农的夫人和孩子外,好像很少人来。原来,他是在去探望沈兼士先生时,被在沈家盯梢的特务捉去的。由于不是日寇要抓的主犯,不久就被放了出来。
       一次,母亲要我去探望住在朝阳门大街的舅母。刚到不久,家里忽然叫人从附近的商家打来电话,声音很急促:“你娘让你赶快回来,不用问为什么!”等我赶回来,白米斜街3号门口徘徊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到家里,母亲神色紧张地告诉我:“刚才日本宪兵来搜查过,说是要逮捕辅仁大学一个姓徐的女学生。他们因你姓徐,又是女学生,就问你到哪去了,并记下你舅母家的地址。我怕连累到你舅母家,才趁他们不注意让人打电话叫你回来。”
       这一时期,白米斜街3号的前后门都有特务狗腿子盯梢,人像是在一个大囚笼里。
       没想到房子也有意外发生,有一年夏天,阴雨连绵,后院墙忽然坍塌,在房间里就能看到满湖的荷花。堂堂大学士的宅院,后墙竟是碎砖砌起来的。
       日寇占领期间,大街上可以看到“土药店”、“土膏店”——鸦片烟馆。在白米斜街内的冰窖胡同有一家“白面儿馆”——吸食海洛因的地方。那些吸毒的人骨瘦如柴,面如灰土,走起来摇摇晃晃,当缺钱买毒时,抢劫、盗窃以至卖妻,无所不为。在我们门前的大影壁下,就不时可以看到躺在地下犯毒瘾的鬼怪一般的人。
       更烦人的是,东邻张之洞家最后一处宅院(白米斜街甲3号)卖给了一个汉奸。这下可遭了殃,来访他家的人经常错敲白米斜街3号的门。可能是因为他家的门只是普通大小,没有3号正宅门这么气派吧。
       1943年初夏,我和两个较大的妹妹弟弟都在上初中,小妹小弟由母亲在家课读。父亲的一封来信传来了坏消息:哥哥因肺病吐血已终止学业,回到我们从来没见到过的老家河南南阳。哥哥离家后因路费不够并没有走到父亲工作生活的昆明,而是在陕西城固停了下来,进入迁到那里的师大附中。在高三快要毕业时倒了下来。母亲急坏了,怎么能让重病的儿子独自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她决定带我们5个孩子回她也没去过的老家。于是变卖东西筹备路费,离开了生养我们兄弟姊妹的北平。离开了居住近10年、饱尝着我们童年欢乐与悲愁的白米斜街3号。遗憾的是,我们的到来并没有留住哥哥的生命。1945年春日寇最后一次侵入家乡时,我带着妹妹徒步西逃,穿伏牛山过秦岭,来到陕西兰田,经历了几乎死亡的“回归热”病,辗转到了四川。在与家乡音信隔绝半年多以后,接到母亲的一封电报,上面只有八个字:“汝兄病故,余皆平安”。
       抗战胜利,我和妹妹随父亲回到北平。最后一次进入白米斜街3号是在离开这里的三年后,也就是1946年的夏天。这次回到熟悉的院落,不是回家,而是到冯友兰先生家去看望钟璞。他们那时刚从昆明回来不久。钟璞带我去拜望了住在前院的闻一多夫人。待冯先生一家搬回清华园乙所后,我就再也没有进入过那两扇黑漆大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