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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毛泽东与章士钊《柳文指要》的出版
作者:程毅中

《百年潮》 2000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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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士钊先生的《柳文指要》,是一部奇书。它的问世,也很富有戏剧性和历史意义。在“文化大革命”的中期,文化界还是万马齐喑的时代,《柳文指要》的出版,就为文化禁锢的黑屋子打开了一个缺口。当时引起了惊世骇俗的震动,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讲到《柳文指要》的出版,还得从头讲起。1963年3月,《指要》的初稿,约四十多万字,就曾由中华书局的一位老编辑陈乃乾先生拿到中华书局来,文学组的编辑看了,提出了一些问题,总编辑金灿然同志不敢做主,把审稿意见登在内部资料上,报告了文化部、中宣部,中宣部又请示了康生,康生批示:“我认为中华书局不应该给章出此书。如同意,请告中华书局。”又说:“如章问,可直接告他,书中有许多错误观点,并企图为他过去的丑恶翻案,进而宣传自己。我们的纸张不够,为什么要给他出这样一部四十余万字的书?即使没有或删去那些反动论点,也不必出。因为:(1)如果从哲学史思想史角度上研究柳文,没有马列主义观点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2)如当做材料来出,专家会去看原文。”
       康生还在中华书局内部资料所摘录原稿的文字旁,加了一些批语。如原稿说:“时俗好以短书浪语,讥讪贤者,吾向不谓然。”康批:“这不仅是现在而且是指鲁迅。”原稿说:“千九百二十五年,吾掌教部,以政策遭世诽谤,曾引柳子厚《车说》,与人论难,时贤亦多所反驳,今请略去事迹,申述理论,以附于本编,凡以明柳志云。”并附录了1925年在《甲寅周刊》上所发表的《说》等三篇文章。康批:“反案。”
       金灿然同志看到了这个批件,就通知文学组退稿。
       事后,章士钊就对初稿大加修改,扩充到一百多万字。分为上下两部,先后送给毛泽东主席阅览。毛主席在1965年7月18日写信给章士钊,说: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同志得到了这个消息,8月8日就给文化部、中宣部的领导同志写信,请杨东莼同志向章士钊要这部稿子。这时稿子还在康生手里,大概8月5日毛主席已把《柳文指要》稿转给了康生,并写信表示了对此稿的评价。直到12月5日,康生才给毛主席复信,信中说:
       ……八十五岁的老先生,尚有精力做此百万巨著,真非易事。我读完之后,觉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对此书的评价,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确的。此书翻永贞政变之案,申二王八司马之冤,扬柳子厚“以民为主”的思想,斥韩退之“以民为仇”的谬论,确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
       当然,正如主席信中所说,此书也有缺点,如著作不能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柳文,对柳宗元这个历史人物缺乏阶级分析,对社会进化,以为“承新仍返诸旧”,“新旧如环,因成进化必然之理”等等。但这些对于一个没有研究马列主义的人,是可以理解的。
       康生这些意见,都是顺着毛主席的话来的。12月5日之后,书稿才回到章士钊手中。1966年3月8日,即作者写完《柳文指要跋》的那天,通知中华书局可以交稿。遂由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同志去章宅取稿,以后又与章士钊的秘书王益知同志联系了多次。我们拿到这部稿子,作为急件处理。虽然隐约知道这部稿子大有来头,但并不了解具体情况,恐怕连文学组组长也未必知道内情。这时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因患脑瘤,思维发生障碍,中华书局工作由副总编辑丁树奇同志主持。当时已展开了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文化大革命”已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审稿编辑提心吊胆,惟恐又是“引蛇出洞”的阴谋。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并没有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给章士钊的信说了什么,而1963年康生对《柳文指要》的批示则大家已略有所知,给我们很深的印象是“翻案”。我当时被指定为此书的发稿编辑,抱定宗旨,采取了“宁左勿右”、明哲保身的态度,努力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审视书稿,提出了其中的若干问题,立此存照。如认为它是用封建主义的立场、观点讨论现实政治问题,指出作者“竭力美化柳宗元,称为千古一人,从而颂古非今,以至借古讽今”。还认为它以实用主义方法对待学术研究,生硬地在古典文学评论中贴上了一些反帝批修的标签。最后作出结论:“我们认为这部书是封建复古主义逆流的一个标本,可以提供学术界讨论批判,以提高我们的认识。”考虑到出书后可能会遭到批判,因此除显著的笔误以外,对原稿一字不改,以便分清责任。当时稿中还有一些“涉外”问题,也不加改动,准备在发行时加以控制。于是,一面于3月23日开始分批发稿,一面在副总编辑的指示下写出报告,向文化部党委请示。5月6日,石西民副部长批示:“据所知《柳文指要》系主席嘱咐予以出版。康生同志也已看过。拟同意中华书局出版计划。”这样中华书局才放心地抓紧此书的排校工作。排校工作进行得非常快,5月31日打出全部校样。还在校对之中,“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漫天卷地而来。不久,中华书局和文化部的工作已全部瘫痪,哪个领导的话也没有人敢信。《柳文指要》的出版工作自然也陷于停顿了。当时三校工作还是照常进行,打出清样后就压在那里,无人过问。这次排版用的是五号字,准备印三十二开本。
       1967年2月,中华书局的“造反派”在戚本禹的授意下曾写过报告,对二十四史和《柳文指要》的问题提出了请示。就在这时,章士钊出示了毛泽东和康生的信件,中华书局的同志才明白了此书的来龙去脉。事后,当时的“文革小组”曾抓了一下二十四史的校点工作,但对《柳文指要》并无明确意见。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章士钊自己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缓印此书。
       最近,据章士钊的女儿章含之女士披露:
       当“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渐减弱,转为“斗、批、改”的时候,父亲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问题,此时大概是1970年。本来毛主席已批准同意出版,中华书局也已排版,但此时的康生已窃取“中央文革”要位,见《柳文指要》最后要出版了,便专断地提出要父亲改变观点,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一遍后才能出版。他一反1965年12月给毛主席信中的动听言语,杀气腾腾地对父亲的心爱作品举起大棒。父亲得知康生意见后,极为愤怒,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长信给毛主席并康生,断然拒绝按康生意见修改全书。从父亲的手稿中可以看出,父亲当时心情十分激动,他在信中说:“根据康生的意见,看来原作不加改动断不可,即为社会必须扫除的秽浊物,哪里还谈得上出版。”又讽嘲地说:“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闻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为此请求主席恕我违抗指挥之罪(父亲旁注:指不改变原稿),并赐我三年期限补习必不可不读的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选,如果天假之年能达九十六阙,比时,谅已通将《指要》残本重新订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众,不望无瑕,庶乎少过。我之此一请求出于十分真诚。临纸无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肃顺致崇祺。康生副委员长均此未另。”
       奇迹是这时出现的。父亲这封讥讽康生、发泄不满情绪的信不仅没有招来杀身之祸,反而促使毛主席下指示由中华书局立即排印《柳文指要》。(《章士钊全集》前言,文汇出版社2000年2月1版)
       1971年3月15日,周恩来总理召开了出版工作座谈会,又提到了二十四史和《柳文指要》的问题。于是《柳文指要》又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中华书局的编辑大部分还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原文学组组长徐调孚已被迫退休,并以战备疏散为由勒令他全家迁往四川江油他儿子处。章士钊先生提出建议,要原文学组负责人徐调孚当《柳文指要》的责任编辑,徐调孚又被临时调回负责此书的编校工作。这次重新排版,改用了三号仿宋字,印成十六开特型本,于1971年9月出版。全书分“体要之部”四十一卷,“通要之部”十五卷。全书比1966年发的稿又略有修改,至少又增加通要之部第十五卷。出书之后,徐调孚仍以退休人员身份离开北京,终老于四川江油。
       《柳文指要》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出版,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为落实政策、恢复出版工作、重新贯彻双百方针的一项措施,章士钊的这部书稿正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典型。《柳文指要》是一部研究柳宗元文学和思想的学术著作,它存在一些观点问题,即毛泽东指出的缺乏唯物史观的大问题,然而这些都是学术思想问题,世界观的问题。尽管历史学者可能会批评这一点,但可以照样出版。由毛泽东主席亲自抓的这一个典型,本来是可以推动一下出版工作的。可惜是不久又被“四人帮”策划的“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了。
       《柳文指要》是章士钊先生长期研究柳宗元文集的专著。他六十多年锲而不舍,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对柳文作了全面的研究。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为“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探讨;下部为“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篇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我们说他对柳文作了全面的研究,概括说来,就是从义理、考据、文章三个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从文章说起,《指要》头一篇《平淮夷雅》的叙论就说:“子厚行文,讲求运用虚字,虚字不中律令,即文无是处,此读《答杜温夫书》,即可见到。”接着就列举了《平淮夷雅》文中的若干虚词,一一加以诠释,主要是训诂学的论述。最后说:“右不过于柳文首篇,择若干关键词,略加诠释云尔。综举全集,子厚大抵每篇皆在细针密线之中,加意熨帖,从无随意涂抹,泥沙俱下之病,必须明了此义,方可得到柳文之神。退之称子厚之文,雄深雅健,所谓雅者,不窥破此窍,即不能了解何谓之雅?”《指要》书中,对柳文所作训诂学和修辞学的诠释,随处可见,足见作者的真知灼见。作者不仅是古文的评论者,而且自己就是一个古体散文的作家,正如他在本书总序开头所说:
       余少时爱好柳文,而并无师承,止于随意阅读,稍长,担簦受学于外,亦即挈柳集自随,逮入仕亦如之,此集随余流转,前后互六七十年,为问余所得几许?余颇艰于自断。要之余平生行文,并不摹拟柳州形式,独柳州求文之洁,酷好公谷,又文中所用助字,一一叶于律令,依事著文,期于不溢,一扫昌黎文无的标、泥沙俱下之病。余遵而习之,渐形自然,假令此号为有得,而余所得不过如是。
       章士钊先生酷爱柳文,自己又是长期用柳文的那种文体来写文章,自然能够深刻地体会到柳文的语言特色和修辞艺术。按照他的研究,就是写文章用虚字要精确,行文要雅洁。我们今天一般地不必再学写这种古体的文言文了,然而要想读懂和透彻理解古书的内容,还是需要多读、熟读一些古代的文章。在这方面,《指要》还是能给我们一些帮助的。
       其次,《指要》在考据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发现。如在《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石背先友记》的叙论中,对柳宗元父亲柳镇的朋友,努力考证其生平行事,在前人注释的基础上继续搜罗材料,又有不少补充。例如袁滋的事迹,就引用了《剧谈录》和《逸史》的记载(中华书局1971年版397~399页,以下引书均据此版);又在通要之部里列了《补记袁滋》一条(2011~2016页),引用云南昭通豆沙关的摩崖石刻,上面有袁滋的题字,也可据以考证袁滋出使南诏的行程。又如《晋文公问守原议》一篇的论述,揭示了“永贞逆案”的隐秘,作者采用卞孝萱先生的考证,论定《续幽怪录》(原名《续玄怪录》,宋朝人避始祖赵玄朗讳改“玄”作“幽”)中的《辛公平上仙》条,实为记载顺宗被弑之资料。《辛公平上仙》是一篇小说,用影射的手法反映了顺宗被害的宫廷政变。在此之前,陈寅恪先生曾有《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一文,指出《辛公平上仙》“假道家‘兵解’之词,以纪宪宗被弑之实”。但没有注意到《续幽怪录》中有篡改年号的情况(宋人刻书时因避仁宗赵祯讳改“贞元”作“元和”),结论未达一间。《指要》则采取了实为宪宗之父唐顺宗李诵被弑的新解,就更为精密了。通要之部卷十四又列了《再记续幽怪录》一条(2023页),对《辛公平上仙》的文字还作了校勘,也可见作者不断积累资料之勤奋。
       最后,再从义理方面说,《指要》非常注重理论探讨,这是它的鲜明特色。这集中体现于通要之部的序。序言第一段论述永贞政变的始末,归纳为十三条,提纲挈领,表达了对永贞革新的高度评价。从而肯定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成就,如第十一条所说:“永贞政变之全帧形象,不论表里明暗,皆在子厚慧心炯目之中,特于全集之文字间,仅从夹缝中窥测一二,无缘获得正面佐证,吾之号为指要,所指无过尔尔。”第十三条又说:
       永贞逆案之一名词,不见于有唐各项公私著录,千馀年来,举世几无人了解到此一无名之商臣,应与元和圣德融成一词。于是子厚不得不以春秋之笔,在晋文问守原一史迹上,提出许世子止、赵盾二例,以讨伐羞当时陷后代之乱臣贼子。
       作者正是从唐顺宗被弑的新证,提出了“永贞逆案”的结论,把“永贞政变”的“内禅”疑案坐实了。
       第二段对柳宗元的政治抱负,归纳为十条,如第五条所说:
       集中之视民诗,是其政略之全部图形。士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四民先使安居而乐业,国家于焉相应扶助,使之各尽其力,以广食用而而利迁作。
       著者在柳集中,抓住了《视民诗》中的“帝视民情”、“帝情民视”及《贞符》中的“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等名言,加以发挥,充分阐扬了柳宗元的民主思想和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书中反复强调了柳宗元的政治思想是“以民为主”,而与之齐名的韩愈则是“以民为仇”,形成了尖锐的对比。虽然已有人指出,《指要》对柳宗元还缺乏阶级分析,根本问题是著者还不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者,然而我们也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古人和章士钊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如果能够揭示史实的真相,哪怕是比较接近客观事实的现象,那就是历史唯物论得以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点。柳宗元不可能是一个彻底的唯物论者,更不可能是一个真正依靠人民的革命者,但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进步思想,在历史上无疑应予充分肯定。正因为还没有得到多数人的认同,所以《指要》要大声疾呼地为之争辩,特别在“永贞革新”事件的评价上,要把柳宗元与韩愈作尖锐的对比。这一点我们是首先应该理解的。
       序言的第三段,对柳宗元的学养,也归纳了十一条。虽然讲的是文学上的成就,然而也不能不涉及思想基础。如第三条说:“子厚主张文以明道,与退之无异致,但强调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因而生平不打妄语,文皆本色,此足以自信,而兼取信于后世。此一诣也,退之根本达不到。”又如第十一条说:
       民为邦本,古今一致,子厚主旨一定,推概于古,即使古为今用。以三国而论,曹魏与民接近,而汉久与民绝,故不当卑视曹魏。集中舜禹之事一文,应视作推重民主之大文字,为正统论立定基础,他人不敢如此下笔,何伪之有?
       著者对古为今用特别重视,即认定柳宗元有古为今用的做法(如《舜禹之事》中肯定曹魏能得民心),更在柳宗元的研究中竭力发挥了古为今用的意图。《指要》在论述中往往联系现实,乃至借古喻今,观点十分鲜明。如卷十九《敌戒》的论述,引用1966年2月20日《人民日报》观察家评论的例证,即引用《敌戒》的话来反击帝国主义。同卷《三戒》的论述中,引证毛泽东曾用《黔之驴》寓言来分析日本侵略军日暮途穷的结局,称为“‘古为今用’之辉煌典范”。这些都是比较显著的引用。《指要》有时还借题发挥,如在《柳子厚生于今日将如何》中由防微杜渐而批判前苏联“向修正主义奔去”(1279页)、《礼乐为虚器论》中批判“苏联领导人名尼基塔者”(1313页)、《息壤》中由“息壤”一词而抨击苏美戴维营会谈,斥责赫鲁晓夫(1961页)等处,虽可以看出著者的政治热情和文人气质,但总不免对古为今用有简单生硬的理解。正因如此,《指要》一书问世之后,也引起了一些困惑和疑义。
       我们觉得,《指要》一书是一部研究古典文学的学术著作,其中虽有一些偏颇和过激的言论,但基本上还是柳文研究的一家之言。联系现实政治和借今释古的地方毕竟只是少量的,大概只占全书百分之三四。从整体上看,谈的都是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学术问题。关于二王八司马的评价,关于韩柳优劣的议论,历来都有不同的意见,《指要》总结前人乃至今人的成果,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完全是百家争鸣范围的事。章士钊先生以六七十年的积累,在晚年写出这样一部巨著,对柳文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具有相当大的学术价值和文化积累价值。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部体现文化政策、双百方针的典型出版物,更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