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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前幕后]《解放军报》变相停刊始末
作者:园 丁

《百年潮》 1997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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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解放军报》的领导班子,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茬又一茬,如同《红楼梦》中甄士隐所云:“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领导班子,虽然也经过审批、任命手续,但其名称或叫“总编小组”,或称“领导小组”,没有社长、总编之说。
       冬去春来,到了1973年,经过“批林整风”,一大批被关押的干部基本上都恢复了工作,有些冤假错案开始得到平反,报社的形势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比较稳定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李德生将军,派出工作组来到军报,广泛听取群众对领导班子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总政党委于1973年底,提出了一个报社正副社长等领导班子的名单,经军委讨论批准后,周恩来和政治局的多数同志也都画圈同意。
       但是,这个领导班子不合“四人帮”的意。原来窃据军报领导小组成员的造反派,在这个班子里消失了,只保留了两人任党委委员,“四人帮”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块舆论阵地了。1974年1月27日,江青在一次会上突然袭击:先是出了若干题目,比如巴黎公社是发生在哪一年,鸦片战争又是发生在哪一年,《共产党宣言》是哪一年写出来的,等等,让军报的华楠社长当场回答,说是“我要考一考你这个总编辑”;继而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指着华楠说,“你这个军报的总编辑,中央没有批,是军委批的。”随后,“四人帮”派出亲信到报社,对编辑部和军报印刷厂的一些人“交底”,说报社的领导班子是一个“复辟的班子”,是“修正主义回潮”的产物,煽动他们起来贴大字报造反。与此同时,江青又派人到她抓的所谓“两个点”——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和38军某部八连,传达她的指示,要他们“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仔细看军报”,“就是要找他们的毛病”,“找出问题,通过记者告诉我,或者直接给我写信”。“四人帮”就是这样,一方面派人来报社煽风点火,一方面操纵连队来“轰”军报,内外夹攻,双管齐下,妄图把刚刚上任的报社领导班子搞垮。在他们的导演下,发生了一系列光怪陆离的事件。
       江青怒气冲冲地说:“军报,你们要去几个人,我气得很!”
       1974年1月28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一个会议之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把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等人留下,说是要谈谈“宣传问题”。江青怒气冲冲地说:“军报,你们要去几个人,我气得很!”
       鲁瑛等一时还摸不着头脑,张春桥接着就点题了。他说:“最近,军报有篇谈批评与谅解的文章,1月17日发的,是很怪的。《人民日报》可以写文章批它。”
       王洪文也凑上来帮腔:“《解放军报》突然发了这个,写得很坏。”
       张春桥还说:“很多事是上海的同志告诉我们,才知道什么报上有什么文章,有什么人讲了话。”
       军报究竟发’了篇什么样的文章,惹得“四人帮”要大动干戈?
       这是一篇不到1500字的部队来稿,介绍空军某部航修厂党委学习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搞好党委“一班人”团结的体会,标题是:《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发表在《党团生活》版。文章介绍这个厂的党委:“以前他们开展党内批评,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争论个你是我非,结果不但是非‘断’不清,还使党委成员之间产生隔阂。”后来,他们联系实际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批评与谅解是相辅相成的,讲批评能做到思想上的统一,讲谅解又能避免无原则纠纷。要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就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这篇文章的观点并无错误。“四人帮”所以要拿它开刀,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为这篇短文是根据周恩来在空军党委一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写的。周恩来在讲到党委内部、同志之间的团结问题时,强调要“大事不含糊,小事不纠缠”。前面提到张春桥讲的“有什么人讲了话”,就是含沙射影指的这件事。
       《这样介绍“体会”对吗?》是怎么出笼的
       鲁瑛从江青、张春桥那里领受了任务后,就布置在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蹲点的记者“找几个战士来写”,实际是由记者捉刀代笔。这样,一篇由四个战士署名、题为《这样介绍“体会”对吗?》的文章,就炮制出来了,很快摆到了江青的案头。
       1974年2月9日,江青很高兴地看了这篇文章,立刻批示张春桥、姚文元:“我看这几个战士是勇敢的、对的。请你们二位把这篇文章仔细推敲一下,使它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我看可以发表。”
       姚文元比江青考虑得周到一些。他批道:“同意江青同志意见。考虑由《人民日报》点名批评军报可能引起国际上某些反映,是否可先登《人民日报》内部的《情况汇编》上,再由《人民日报》告军报加一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请江青同志酌!(文字推敲由两报共同负责)”
       江青于2月10日对姚批写了“同意”二字。
       根据江、姚的批示,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特刊140期上刊登了。
       2月12日,王洪文在这期《情况汇编》上,作了如下批语:“请解放军报社组织群众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的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报社的阶级斗争盖子。”
       这一系列“批示”完成后,鲁瑛出面了。他给军报打电话说:“你们1月17日的那篇文章《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几个战士看了后,写了个意见给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看后,认为几个战士是勇敢的,是对的,请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并说,这是江青、春桥、文元的指示。
       军报的老总们当然只能奉命照办。“四人帮”以四个战士的名义炮制的《这样介绍“体会”对吗?》连同军报公开作自我批评的编者按语,刊登在军报1974年2月15日一版头条位置,占了近半个版的篇幅。透过这篇“来者不善”的文章,军报编辑部从上到下已预感到一场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这篇文章的炮制者根据张春桥的旨意,抓住“怪”字大做文章,一连指出了《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的好几个“奇怪”,但中心在于指责这篇“体会”,离开了“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不讲党委如何在事关大局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原则,敢于斗争,而是宣扬以讲谅解来达到所谓团结,实质上是在宣扬中庸之道。文章质问说:“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这样来介绍‘体会’是为了什么?是要批判中庸之道,还是要保护中庸之道?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推动批林批孔运动的前进,还是磨灭工农兵斗争的锋芒,阻挡运动的发展?是要把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要搞折衷、调合,取消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经过这么一问再问,“上纲上线”,一顶特大号的政治帽子就戴到了军报的头上。
       在那个蛮不讲理的年代,当然不能同“四人帮”去讲理。军报的老总们只能违心地通过按语的形式进行“自我批评”。在这篇经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审定的按语中,他们“承认”:“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在讲团结的时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歪曲了毛主席的教导,大讲谅解,貌似全面,实际上宣传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作这样的宣传……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围攻军报的大字报风波
       从这以后,“四人帮”又接二连三地对军报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
       1974年2月27日,军报在一版发表了一篇题为《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的通讯,介绍民乐县武装部长自觉同旧传统观念“决裂”,不为三亲六友“开后门”的事迹。就文章谈文章,这篇通讯的内容是无可挑剔的。没想到,它却被江青、张春桥诬为“有意对抗中央”,“干扰中央的战略部署”,“转移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并且引来了一场围攻军报的大字报风波。
       发表一篇宣传“不为个人谋特权”的通讯,何以会招来如此大的罪名?这还要从当年江青主持召开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说起。
       1974年1月24日,即农历正月初二,正是大家欢度春节的时候,江青突然召集军委系统直属机关和驻京部队的干部,开了一个“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大会的主讲人是迟群、谢静宜。他们讲了一通批林批孔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之后,又抓住军队一个高级干部子弟走后门当兵、上大学一事,煽动群众“反走后门”。两人在台上一唱一和,江青和姚文元也不时插话。由于毛泽东当时要求的“斗争大方向”是批林批孔,他对突然搞出来一个走后门问题颇为不满,斥之为“形而上学猖獗”。中央还为此下发了一个1974年8号文件。
       如果说有人“干扰了斗争大方向”,始作俑者也是江青等人。但他们倒打一耙,把这个罪名扣到军报的头上来了。
       最早抓住这篇通讯“做文章”的,是江青派到38军某部八连蹲点的那个人。他看了这篇通讯,立刻召集也在这个“点”上的团报道组开会,经过一番指点,一篇题为《解放军报个别人究竟想把批林批孔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就出笼了。大字报称:“军报在中央下发8号文件之后,发表了《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一文,继续反对特殊化,是妄图调和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把批林批孔的熊熊烈火扑灭。”
       江青得知这篇大字报的事情后,很快派了两个人到这个连队传达她的指示。传达者说:“江青同志看过八连对解放军报2月27日一篇通讯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后讲,这篇文章是对抗8号文件的,我们没有看出来,包括我在内,八连同志看出来了。”还说江青希望他们重写一张大字报,贴到解放军报社去,要联系过去解放军报社一个阶段不批孔,一个阶段批林批孔不结合,这一阶段又干扰大方向的情况。
       不久之后,江青又窜到这支部队的领导机关,接见大字报的作者。江青兴高采烈,说大字报“写得好”、“水平高”,又是握手,又是照像,又是送书,又是拉到身边吃饭。在谈话中,江青还阴阳怪气地给这个部队不同意用大字报形式反映意见的领导,扣了许多大帽子。在江青的淫威下,部队领导不得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在此蹲点的军、师、团三级领导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这张大字报以八连的名义贴到军报后,当晚10点钟,江青又派两个人到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传达她的指示。传达者说:“解放军报2月27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八连的几个战士对这篇文章写了批评信,认为在中央8号文件下达以后,发表这篇文章,干扰了批林批孔大方向。八连根据江青同志的指示去贴了大字报,一个副社长出来接待,讲了一些话,说连队到军报贴大字报,没有先例,出了问题,你们要负责。最后还是贴上了,贴得高高的。江青同志说:八连和六连都是我的点,搞得都很好。六连要支援八连,六连要去几个同志,去贴大字报。解放军报社的斗争是复杂的,八连的大字报贴出以后,触动不大,盖子不大好揭。军报引导方向,这是关系到几百万人向哪里走的大问题,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的重大任务。”
       六连听了传达,当然得闻风而动。第二天上午,一张支援八连、声讨军报“个别人”干扰批林批孔大方向的大字报,贴到了军报办公大楼三楼的正厅。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编辑部各处、室自然不敢袖手旁观,也纷纷张贴大字报,表态支持八连、六连的大字报。处理那篇通讯的有关领导,被迫一一作检讨,检讨到“实际上起了干扰批林批孔的大方向,对抗了党中央指示”的程度,也还是通不过。张春桥责令追查,报社向他报告:已经做了调查,没有查出是“有意”的问题。他阴阳怪气地反问道:“难道是无意的吗?!”可以看出,张春桥就是要给军报强加一个“有意对抗中央”的大罪名。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3月10日,已是深夜零点25分,江青又派专人给八连下达指示,要该连官兵替她“经常看军报”,“看报就是要找他们的毛病”。江青说:“军报内部,阵线不明,可能有坏人,看报要经常发现问题。军报、大字报都可以去看嘛!连队派两三个同志,能看出问题的。记者也可以一块去,看有什么问题再贴(大字报)嘛!你们除通过记者渠道外,还可以写信,给我写信。两个点的同志都好嘛,都是看出了问题嘛!谢谢大家,问大家好!”
       在江青的煽动下,3月13日,又以八连的名义,张贴出一张题为《根子在哪里?》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责军报,3月9日把延安枣园军民批林批孔的消息,同成都部队某部九连在原恶霸地主刘文彩庄园与贫下中农一起批林批孔的消息,并列排在一版,又给军报扣上了“干扰批林批孔?、甚至“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得惊人的政治帽子。
       大字报指责说,军报“个别人”把延安枣园同刘文彩庄园相提并论,两条消息同样是愤怒控诉和批判,而且报道枣园军民批“克己复礼”用了“怒火熊熊”这样的文字作标题,这“实质上就是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影射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真令人哭笑不得。用“怒火熊熊”来报道枣园军民批“克己复礼”,就是影射攻击毛主席?报道军民在原刘文彩庄院里批林批孔,就是肯定地主资产阶级专政?……
       这张大字报还指出,军报在3月1日头条位置发表了工程兵某师勤务连一条批林批孔的消息,是公然支持这个师的负责人“分裂中央的反动行为”。帽子大得也够吓人的。不了解内情的人会感到莫名其妙。
       事情的原委是:工程兵某师政委,看到江青在那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对叶帅作指示,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大放厥词,曾在下面议论过:江青以什么身份给叶帅作指示,她代表谁讲话?迟群、谢静宜在军队有什么职务,为什么敢那么讲话?……这番议论被反映到一期内部简报上,王洪文、张春桥就给这个师政委扣上了“分裂党中央”的帽子。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工程兵某师政委的这番议论,只是刊登在一份绝密级的内部简报上,一般人是看不到的;军报3月1日关于这个师的勤务连批林批孔的报道,使用的又是阿拉伯字码的部队
       代号,从编发这条新闻的编辑到审定稿件的报社领导,当时都不知道这个连队是工程兵某师的。由此可见,倘若没有了解内幕的“高参”加以指点,一个连队的大字报,是难以发出此类炮弹的。
       与此同时,一个上通王洪文,下联军报造反派,以“军委联络员”身份出头露面的人,也窜到军报煽风点火,说什么:“我是来放炮的。中央首长指出了工程兵某师领导分裂党中央,军报又宣传这个部队,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中央,同中央唱反调,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在他的煽动下,有人在全社的干部大会上向报社领导提出质问,造反派则乘机要挟党委必须给军委写出令有关领导停职检查的报告。一时间,乌烟瘴气弥漫报社。
       “3.11接见”,军报变相停刊
       1974年3月11日,张春桥、王洪文以军委名义召集军报的领导和群众代表,听取关于批林批孔情况的汇报。他们二人在会上一唱一和,利用插话的形式,态度鲜明地为军报的造反派打气撑腰,声色俱厉地训斥不合他们胃口的群众代表,打报社领导班子的闷棍。
       汇报会一开始,报社的党委副书记、副社长张志按照汇报提纲刚开了一个头,张春桥就打断他的发言,让他“不要照稿子讲,离开稿子汇报”。张志只好不看提纲,继续说下去。说了还没有两分钟,张春桥又发话了:“我看你不要讲了,听群众代表汇报。”
       张春桥的这个下马威,当然不是偶然的发作。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不久,那个以“军委联络员”身份出头露面的人,就向军报造反派交底:“你们的大字报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要集中力量攻张志。揭开报社阶级斗争盖子的关键是张志。”于是,一张揭露张志是报社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大字报就出笼了。既然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又怎能容他在这里汇报呢?
       群众代表,名义上是各处、室支部推选的,但造反派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在汇报中,向张志和报社的领导班子猛烈开火。
       有的代表汇报说,张志在领导报社运动中,不批陈(伯达),不批林,不批孔,批了三年“极左”。张春桥马上插话:“批‘极左’,就是批真正的左派,批群众。”王洪文接着说:“这是苏修的调子。和苏修一样,和美帝一样,和蒋介石一样。”
       当有人汇报说,张志批造反派“打天下,坐天下”这个口号时,张春桥说:“张志,你是怎么批的?我考一考你这个副社长。毛主席批的是‘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小将讲的是‘无产阶级打天下坐天下’,是完全正确的,有什么错?!”王洪文则厉声质问:“无产阶级能打天下,就不能坐天下?还能让给你们这些老爷坐?!”
       有人汇报说,报社的领导往往是运动来了搞“克己”,运动过后搞“复礼”。这本来是顺着王洪文、张春桥的调子批军报领导的,说他们运动来了约束一下自己,运动一过就又复辟了。谁知张春桥认为说得很不够,凶神恶煞地说:“什么运动来了搞‘克己’,运动过后搞‘复礼’?你们军报天天在搞‘复礼’!”王洪文也跟着吼叫:“早就‘克己’不住了!”
       当有人汇报说,报社经常有流言蜚语,说什么“老帅舌战群儒”,张春桥立刻冷笑着说:“就是叶帅战姚文元和我喽!”之后便厉声说道:“从你们汇报的某些人,要看到大的阵线是怎么回事。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点名就是点的我们这几个人,这不是很清楚吗?他们不是批我们几个人,是批毛主席。我们几个人算得了什么?你们不要上当。”
       这时候,又有一名群众代表发言了。他汇报的内容和调子同前面发言的不一样,矛头没有指向军报领导,而是指向了报社党委中那两位造反派人物,诉说他们是怎样阻挠批林彪的,同时揭露了他们的一些劣迹。这一下子捅了马蜂窝,造反派身份的代表没让这位同志把话说完,就立刻起哄、围攻,说是“造谣”、“诬蔑”。张春桥不仅不制止起哄的人,反而声色俱厉地呵斥这位汇报者说:“你不要说了!你已经表演够了!”
       当有人又汇报起军报连续出现《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和《不为个人谋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一类的“错误”时,张春桥说:“你们这些问题是对抗中央,是路线问题。你们报社的问题还是党委的问题,现在这个党委应当批判。”接着就宣布:“我们几个人商量过,可不可以采取你们自己的稿子不用,完全用新华社的怎么样?”他口气上似乎是征求意见,实际上就是宣布决定。这样,从1974年3月12日开始,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丧失了发稿权,变相停刊达178天之久。
       这就是“四人帮”一手导演的所谓“3.11”接见。接见之后,不仅报纸变相停刊,1973年底刚刚建立的报社新领导班子自然也就被搞垮了。
       更正
       ①本刊第1期第75页左栏第15行《大公报》应为《大光报》。
       ②第4期第12页右栏第7行“?”应为“!”。
       ③同期第69页图片说明括号中“左”应为“右”。
       ④同期第71页右栏第3段第5行“劳动保险委员会”应为“革命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