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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桑纪事]毛泽东保护创作小说《李自成》
作者:于继增

《文史精华》 2007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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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初期,由于毛泽东的亲自出面保护,才使得作家姚雪垠免遭劫难;后来又是他的一次重要批示,挽救了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夭折的命运。姚雪垠感慨地说:“毛主席一再保护、支持我,我是非常感激的,没有他的保护和支持,就不会有《李自成》。”
       这是那个非常年代出现的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反映出毛泽东挥之不去的“李自成”情结。
       “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
       姚雪垠先生是一位学养深厚的著名作家,他原名冠三,1910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邓县。1929年考入河南大学法学院,开始以“雪痕”的笔名发表小说。抗战爆发后,曾辗转北平、开封、汉口、四川等地,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和教学工作,并发表了《戎马恋》、《崇祯皇帝传》等作品。建国后,在上海大厦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文学院代理院长,后迁居武汉中南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1957年姚雪垠被错划为“极右分子”,下放到武汉郊区的东湖农场劳动改造。此前,他同时进行了3部长篇小说的构思,一是写李秀成的《天京悲剧》,二是写《杜甫传》,三是写新乡面粉厂的长篇。但随之而来的批判使他感到屈辱,说他历史肮脏,品行恶劣,不学无术,专写色情文学……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搏,激荡在心中几十年的农民起义英雄李自成的形象也呼之欲出,于是首先投入了长篇史诗《李自成》的创作。
       《李自成》第一卷1963年秋天出版后,在当时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应:称赞者说它是“一部结构宏伟、规模浩大的歌颂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贬斥者说它“歪曲农民革命和农民革命领袖”,歌颂牛金星是“歌颂姚雪垠自己”,甚至还有人联系他的“右派”问题加以批判。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对《李自成》持肯定、称赞的态度。姚雪垠工作之地的武汉市委顶住来自全国的反面批评,公开表态,组织文章支持姚雪垠。
       在艰难时期的姚雪垠既受到鼓舞,又对那种上纲上线的非正常化批评很不服气。自己耗费几十年心血写的小说怎么成了“歪曲农民革命”?难道“右派”就不能公正地阐释历史?他意识到,学术上所获得的赞扬也好,批评也好,并不能改变自己“摘帽右派”的身份,只有“通天”或可扭转自己的处境,使小说有个实事求是的说法。于是他大胆地想到了一向关注文化艺术的毛泽东主席,很想请他看看这部书,便同妻子王梅彩从武汉邮局把《李自成》给毛泽东寄去了。寄书时,他碰到的一位熟人说,主席那么忙,未必会看你的小说。姚雪垠自信地回答:“我看会的。这不是一般的小说,这是李自成,他一向非常重视李自成。”
       果如姚雪垠所料,他给毛主席寄去的那部《李自成》,主席不仅收到了,而且在国事繁忙、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认真阅读了,并对小说和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武汉作家姚雪垠写了本小说,写得不错。远在武汉的姚雪垠当然对此无从知晓。
       文革爆发,冲击一切,《李自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造反派还给武汉市委贴大字报,“控诉”市委曾经压制过他们批判《李自成》的文章,保护姚雪垠这面“黑旗”。此时揪斗成风,姚雪垠担惊受怕,坐卧不宁。在他看来,个人遭受批斗事小,而他珍藏的大量书籍、资料、读书笔记和两万多张卡片,特别是他从1961年开始为写作《李自成》第二卷,千辛万苦从武汉图书馆搜集来的各种宝贵资料和部分手稿,如有闪失,就等于要了他的命。眼见几个熟识的作家朋友的书籍让红卫兵用大卡车拉到造纸厂销毁,更使他胆战心惊:“唉,不知哪一天,我的这些书籍和资料,也要变成纸浆和灰烬。”然而令他奇怪的是,造反派到他家来了几次,却没动手抄家,他本人也没被拉出去游街示众,遭受毒打……这是怎么一回事?姚雪垠如何有这等福分?原来——
       1966年7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毛主席畅游长江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突然对坐在后排的中南局代理书记、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说:“任重同志,我想起了一件事情,要你去办!”毛泽东说,“你们湖北作家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分上、下两册,上册已看过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委,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主席,我立即去办!”王任重听完毛主席的指示说。“不,先参加会,明天再去办。”
       
       这天晚上,在这里的“中央文革”成员正好召开办公会议。王任重在会上把毛主席对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指示作了传达。江青、“姚棍子”等人虽然主张“横扫”,但碍于毛泽东的态度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王任重打电话给当时的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并请宋立即贯彻执行,要绝对保证姚雪垠不出问题。宋侃夫当天便召集武汉市文革工作组、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和省委的意见,并让有关部门当即采取了对姚雪垠的保护措施,要求不准抄家,不准揪斗。
       这样,姚雪垠才躲过一劫。当然他并不知道毛主席救他的内情。
       “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姚雪垠加以保护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李自成这个历史人物的特殊关注。
       1644年3月19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经过17年的艰苦作战,推翻了统治中国276年之久的朱明王朝,进京坐在了崇祯皇帝的龙椅上,改国号为大顺。但由于迅速腐败,失去民心,闯王李自成仅做了18天皇帝,便被明将吴三桂联合清军在山海关打败,最后不得不放弃北京,逃到湖北咸宁九宫山下被地主武装杀害。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失败了。这一事件对于同样是领导农民运动出身的毛泽东来说,显然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
       1944年(农历甲申年)3月19日,郭沫若撰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连载4天,论述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失败的“深刻悲剧”。这篇文章招来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的激烈抨击,而得到共产党方面的高度赞扬,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在《学习与时局》的演讲中指出,“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又说,“我们印行这篇文章(《甲申三百年祭》)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特别是建国前夕,毛泽东更加警惕李自成式的悲剧。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又说,“我们决不能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他把中央直属单位警卫部队和干部召集起来,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京,他们进城后就腐化了,我们共产党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一直到共产主义。”并对中央和大区的一些高级干部强调,“我们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自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李自成,总结李自成。
       而姚雪垠从1941年便产生了写李自成的“动念”,并开始搜集和积累历史文献资料,用小说的形式来反映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是他多年来的愿望。他得知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的文件后,备受鼓舞;又听说开明士绅李鼎铭的侄儿也写了一部李自成小说《永昌演义》,书稿被毛泽东一直带在身边,进北京后交给了周扬,说写得不好也可以少印一些作参考。姚雪垠由此确认毛泽东对李自成非常重视。1957年10月,姚雪垠顶着“右派”的帽子正式动笔,他说:“研究李自成,主要是研究这次农民革命,研究其历史的成败规律……我写《李自成》的目的,不仅仅是反映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通过小说的艺术再现,让读者认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从而对人们认识重大事件时起积极作用。”姚雪垠按照这一思路,以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与朱明王朝之间的阶级大搏斗为中心,既写农民起义的英雄壮举,同时又写他们的局限性和弱点,揭示这场农民革命必然走向败亡的根源。这就契合了毛泽东对李自成问题的长期思考。
       
       姚雪垠第一次引起毛泽东注意的,还不是小说《李自成》,而是他1957年春天在当时“思想解放”之风兴起下发表的几篇文章,后来这些文章差不多都有了问题。姚文元首先在1957年2月6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教条和原则——和姚雪垠先生讨论》,这篇言辞激烈的“讨论”文章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姚文元也由此日后飞黄腾达。同是姓姚,但姚雪垠的“待遇”就不一样了。据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传达北京的会议精神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读了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我发现作者很会写文章,问题是他看不起泥腿子,思想上有君子、小人之分,这是不对的。姚雪垠大概因为被领袖点名成了右派,也因而出了名,他从此在毛泽东那里“挂上了号”。所以,姚雪垠在《李自成》被批判处境艰难时就想到了求助毛泽东,他想或许最高领袖还能记起他和帮助他,于是就下决心给他寄书。毛泽东从收到的《李自成》第一卷中,看到李自成如何举旗造反,惨淡经营,不屈不挠,站稳脚跟的故事,作者对历史背景的把握和对艺术手法的运用,使毛泽东感到满意,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写得不错,并且认为此书是继《甲申三百年祭》之后的又一个好教材。——看来姚雪垠这书是寄对了。
       怎样预防当政后重蹈李自成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总结李自成失败的历史经验,已成为毛泽东反复思考的大事。所以在文革风暴冲击一切时,他又想起有一部正在创作中的《李自成》,便特意交代保护好作者姚雪垠,“让他把书写完”。毛泽东在当时纷乱的情况下,居然能够关注一部小说的创作,足见这部作品在他思想上的位置。
       “只有求助主席这条路了”
       那时,毛主席的保护虽然使姚雪垠躲过了抄家和皮肉之苦,但写作已是十分困难了,姚雪垠1970年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他听说了文革初期毛泽东曾出面保护他的事,于是抱着一线希望给中共武汉市委写了一封信,请求贯彻毛主席的指示,继续让他写作《李自成》。
       1972年春天,他接到了武汉市委召见他的通知。那天,姚雪垠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入市委办公室,接待他的一位负责同志热情地与他握手,说:“你好!我正等着你。有什么话,你就尽管谈吧!”“今天来,主要是想提出一个请求,希望市委能够支持我继续创作《李自成》后几卷。”姚雪垠见这位领导很认真,就大胆说,“在1965年以前,我已写完了占四分之三篇幅的《李自成》第二卷,大约有60万字,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7年间,我就不得不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创作。前不久,我才听说毛主席有指示,要对我加以保护,让我把书继续写下去。但至今,毛主席的指示已过去了6年,我却没有继续写《李自成》。为此,我特提出这一要求。”那位负责人说:“你提得很好,我们完全同意你的要求。本来,前几天接到你给市委的来信后,市里几位领导同志已交换了意见,并研究决定,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让你立即先从‘五七’干校回来创作《李自成》,手续暂不必办,何时正式回来,另外再通知你。”他还说,“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还一再嘱咐,要我向你转达,你回来后,在创作《李自成》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困难,就向市委提出,市委一定帮助解决。”这番话使姚雪垠如沐春风。
       从此,姚雪垠结束干校劳动回到武汉家中,专心致志地投入了《李自成》第二卷的写作。湖北省图书馆也接到有关指示,给他查阅资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姚雪垠后来回忆说:“在文革之初无政府主义的狂潮汹涌,全国陷入可怕的黑风恶浪中,只有毛主席的亲自指示能够救我,换第二个人无能为力。”1973年3月,姚雪垠正式调回市文化局“创评室”,市委宣传部明确要求,不要让姚雪垠搞杂事,专门创作《李自成》。然而,文化局有人派性作怪,并不把上级的话当做一回事,不断让他做些杂七杂八的碎事,占用了大量时间。姚雪垠不得不向市委作了反映,但下边的人只是应付而已,依旧让他打杂,他们不欢迎一个“拿着工资写小说的人”。1975年的国庆前夕,姚雪垠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李自成》第二卷初稿,他一边修改,一边开始写第三卷。可是当时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纷乱环境,使他不得不再次停笔,他喃喃地说:“时间不饶人啊,我已经65岁了,这样下去出书的前途一定不堪设想!我将如何是好?”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当年出版《李自成》第一卷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责任编辑江晓天此时正好到武汉出差,来看望姚雪垠。他得知写作面临的不利情况后说:“我建议你直接给毛主席写信,请求毛主席对你的支持。”姚雪垠沉吟道:“写信是可以的,但必须保证能够把信送到毛主席手里才行;假如信要落到江青、姚文元等人手里,认为我是‘告御状’,很可能会出问题,轻则被压起来,重则会惹出大祸。”考虑再三,他觉得目前地方已经是无能为力了,而毛主席曾在文革初期为自己说过话,“看来真没办法了,也只有求助主席这条路了”,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给毛主席写信!并且打定主意请宋一平转交。宋一平原来在武汉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当初与姚雪垠熟悉,曾非常赞赏他的《李自成》。文革中宋调北京工作,任中科院社科部负责人。1975年10月8日,姚雪垠先给宋一平写了信,汇报他不能继续写《李自成》的具体困难,打算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反映,问他有无办法将他的信转到毛主席手里。
       毛泽东病中的再次批示
       宋一平接到姚信后,立即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商量;胡乔木在向国务院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汇报工作时讲了这个情况,邓许诺他可以将信转给毛主席。于是宋一平给姚雪垠写了回信:
       雪垠同志:
       8日来信收到。得知《李自成》在继续修改、创作中,并知你身体健康,甚为高兴。你的信,我给一位领导同志看了一下,我们认为直接给毛主席写信的想法好,信的内容也是好的,建议在信中具体提出请毛主席批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信最好用毛笔写,字写大些。我可以负责托人直接呈送到毛主席手中。
       我是7月中旬分配到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的,与你搞的事业颇有些联系,其中有两个文学研究所。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困难是比较大的,但我抱着勤勤恳恳为学术工作者热心服务的态度,还是可以尽些力量的。
       祝你写作顺利!
       宋一平
       1975年10月12日
       姚雪垠收到信后喜出望外,他在10月19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道:
       我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该书第一卷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后,我曾给主席寄过一部。一九六六年夏,得知主席看过此书,曾指示说这部书虽然有些问题,但应该让作者继续写下去,将全书写完。我对主席的关怀和鼓励十分感动,下决心以实际工作成果报答主席。
       这部书共有五卷,写成后估计二百五十万至三百万字,愈往后反映的社会生活愈广阔,故事也愈波澜壮阔。其中第二卷稿子写成已近两年,约七十万字,至今还没有地方出版。倘若在一切方便的条件下,我能专心致志地工作,大概用三年的时间可以写成一卷。待五卷出齐后统一修改一遍,才算完成。虽然我寸阴必争,不论盛夏寒暑,每日凌晨三时左右起床工作,但我已是六十六岁的人了,不能不有任重道远之感。许多读者都担心我会完不成《李自成》的写作计划……
       主席!要在我的老年完成这样的写作计划,不仅需要我自己加紧刻苦努力,更需要党的切实领导和具体帮助。我多么希望能够得到有关部门或机构的具体帮助!我希望再次获得您的支持,使我能够比较顺利地完成《李自成》。因此请求您将此书的出版问题(包括第一卷的修改本重印)批交中央主管部门解决,或直接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处理。
       
       堪笑文通留恨赋,耻将意气化寒灰。
       凝眸春日千潮涌,挥笔秋风万马来。
       愿共云霞争驰骋,岂容杯酒待徘徊。
       鲁阳时晓戈犹奋,弃杖成林亦壮哉。
       姚雪垠除了向毛泽东反映写作《李自成》的具体困难,还作了这首豪放风格的古体诗“感化”同样是诗人的毛泽东,以表达自己的决心。宋一平接到这封信后,立即交给了胡乔木。胡为转姚雪垠这封信,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原文如下:
       主席:
       送上长篇小说《李自成》作者姚雪垠由武汉写给您的一封信。姚在信里说,这部小说他拟写成五卷约三百万字,第一卷已改好,第二卷已写成近两年,但还没有地方出版,请求您给予帮助。
       姚的信是宋一平同志托我转送的。宋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工作,以前长期在武汉,所以姚把信寄给他。宋还把姚的两封信给我看了。因为这两封信可以帮助了解姚目前的具体困难,所以现在也一起附上,供您需要时参阅。
       胡乔木
       1975年10月23日
       毛主席10天后看到了邓小平转来的姚雪垠给他的信,并在胡乔木转信的报告上,用粗铅笔作了批示: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
       毛泽东
       十一月二日
       这是毛泽东自1966年出面保护之后,对姚雪垠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又一次巨大的支持。这时的毛泽东已病了很久,而且病情加重,行动、说话都已十分困难;这年7月下旬医生还给他施行了白内障手术,虽然可以看书批阅文件,但写字仍很艰难。即使这样,年事已高而且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仍然关注着姚雪垠和他的《李自成》。后来王任重给姚雪垠写信,才告诉他毛主席在病中关心和保护他写作的具体情况,这使姚雪垠感动不已,一直铭记在心,他说:“我至今仍非常怀念毛主席,感激毛主席。毛泽东主席适时地指示和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在我一生中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共同创造的美丽辉煌
       毛泽东同意姚雪垠写书的“最高指示”传遍政治局,“舆论总管”姚文元不得不迅速批转。中央有关部门为改善姚雪垠的写作条件,于1975年底将他从武汉调到北京,开始进入他人生旅程和文学道路的冲刺阶段。就在他潜心修改《李自成》第二卷的过程中,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逝世,姚雪垠悲痛得泪飞如雨,他愈加感到肩上的责任。这部写了16年的第二卷终于在197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
       为报答领袖的关怀,实现自己的承诺,他立即投入第三卷的写作。姚雪垠长期呕心沥血,精益求精,曾认真考查书中涉及到的人名、地名、时间、典章、风俗等,专程请教了文学前辈茅盾和清史专家吴晗,仅与茅公探讨修改《李自成》的通信就达88封。他说:“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小说艺术的结合,通过小说艺术反映历史科学。所以,历史小说是创造。《李自成》的许多情节、细节,都是虚构的,可不是瞎写。它必须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具体的环境、生活的面貌。”
       伴随党和国家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姚雪垠的个人际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78年他当选为湖北省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1年12月,71岁的姚雪垠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年还出版了《李自成》第三卷。其余四、五卷,因作者年事已高,体弱多病,改用口授记录的方式写作。1997年姚雪垠中风,身体状况愈差,两年里还是坚持着《李自成》最后两卷的修改。《小说》等杂志曾陆续刊登过“崇祯皇帝之死”、“李自成进北京”、“李自成之死”等章节,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
       可以说,姚雪垠在后期是在用生命投入写作的,同时从实地考察中获得灵感。1985年,75岁的姚先生还专程来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的闯王陵拜谒,并写下一副脍炙人口的楹联,渗透他对这位农民英雄的深度思考和崇敬:
       纵横半中国,锐意北伐,渡河入晋,过太原,破燕京,何其盛也。终因人谋不藏,山海关大军喋血。前功尽毁,黄尘万里无归处,唯有英雄殉社稷;
       苦战十七载,铩羽南来,离陕奔楚,弃襄阳,败武昌,赤云惨矣。毕竟图谶难凭,牛迹岭巨星落地。宏愿皆空,青史千秋悲壮志,何曾怕死循空门。
       姚雪垠殚精竭虑创作的这部5卷本、300多万字、包括300多个人物的鸿篇巨制,用了42年才于1999年7月全部写完和出齐(如果算上前期搜集资料和构思则时间更长),可谓出版史上的“马拉松”,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长篇历史小说。就在《李自成》最后两卷出版的前3个月,1999年4月2日,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著名作家姚雪垠,在北京复兴医院与世长辞,享年89岁。作家为写这部书耗去了几乎整个生命。
       随着《李自成》诸卷的正式出版,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社会影响,当年就获得我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首届茅盾文学奖,又被译成日文后获日本外务省、文部省颁发的文化奖。国内学术界好评如潮,说这部长篇巨制“探讨了甲申事变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透着一股浓厚的历史底蕴与作家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勾画出了明王朝崩溃前夕风雨飘摇的社会面貌,写出一批有血有肉、栩栩如生、既有个性特征又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既歌颂了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功勋,又写了他们的局限和弱点,最后总结了农民革命必然走向悲剧的根源”……
       毛泽东和姚雪垠生前都没能看到这部多卷小说的最后完本,但他们却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心愿。遵照姚雪垠先生的遗愿,其家人将《李自成》的全部稿费设立了长篇历史小说奖。姚老生前曾深情地说:“假若不是毛主席及时地指示和保护,我也被整死了,我的家庭也完了,《李自成》也完了。所以说,毛泽东主席对我的保护,不仅对我个人是一件大事,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也是一件大事。”
       毛泽东的倾力相助和《李自成》的巨大成功,创造了一个非凡的奇迹,中国文学史也因此美丽而辉煌。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