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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岳霖被邀请去讲“文学与哲学”，但最后他的结论却是文学与哲学没关系。贺城先生有篇文章“经济与道德”，其中列出了四种日常说法：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好(所谓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实则知礼节)；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好(所谓家贫出孝子，士穷见节义)；经济富足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饱暖思淫欲)；经济贫乏可以使道德坏(所谓饥寒起盗心)。
       他的结论是：“经济的贫乏与道德的好坏之间无必然的函数关系。”一位老头在讲座上说，近代的“全盘西化”和“保守主义”都是假问题：“化”指“变成那样”，而让中国变成西方那样即使可能也不应该，即使应该也不可能。保守的前提是有东西要保守，无可守之物还谈什么保守而且还主义。这三位老先生的贡献就是指出一些东西看上去有关系其实没关系，不成问题。
       在牛顿之前悠悠千载过去了，没有人觉得苹果该往上飞而不是往下掉。爱因斯坦打小就想，骑在以光速飞行的扫帚上该是什么样子。牛顿的仆人嘲笑他为老猫和小猫各开一个大的门洞和小的门洞，没想到小猫可以走大门洞从而开一个大的就够了。一位小姑娘写信提醒爱因斯坦如果他去理发会好看好多。
       刚进大学，老师就让我们意识到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和教授一块出去开会，几场下来哥几个没提一个问题，吃饭时教授正色说道，“再不提问就让你们把桌子上的莱全吃喽”，不知是不是把东道主的招待连同我们一起批评了。教授布置题目——“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即什么是幸福”——让我们写作业然后课堂讨论。事后教授表扬了两位同学，说看作业时发觉一位同学问号用得很多，就打定主意待看完全文后要回过头来数数她到底用了多少个问号，结果是整整175个(175个问号能换多少个感叹号了)!另一位同学的意思很简单：幸福是形容词，不是名词。得到幸福不是得到具体的物品，幸福也就不能被其他人或政府给予，从而政府的职责就不能是给予公民以幸福，只能是提供公民自己追求幸福的外部条件。在另外一门课上老师让讨论“电脑能否超过人脑”，一位同学的发言使大家很愕然：假如电脑能超过人脑，那么就还会有“某脑”能超过电脑，继而还会有“某某脑”能超过“某脑”，如此以至无穷。因为我们在课上学到，如果一个论证引至无穷就是错误的，我也想到了这样来反证。不过这一反驳未免大“四两拨千斤”了吧?我和那位同学沉浸于自己这活学活用的成就，故意不去深究以免坏了这懵懂的欣喜。
       我时常体会到摇滚乐与哲学之间的亲和关系。比如张楚唱道，“蚂蚁蚂蚁没问题”，多像一个提不出好问题来的学生的苦恼。何勇则是：“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到处全都是正确答案。”出这样一道难题容易吗?提问之难，教授说原因在于“现实比理论有更大的张力”，说白了，现实的容量比理论大，在理论上看来很尖锐，在现实中可能却很平常。现实上很平常使得很难不平常地去看，去发问。理论上很尖锐则学者们争论得虽然很起劲，往往不过是因为他们张力太小或者根本就是“蚂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