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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坛文丛]评判余秋雨与古人的歌咏之争
作者:孙焕英

《词刊》 2006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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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青歌大赛,是一个有一定影响的活动。它的职责之一,是对青年进行引导。麻烦的是,它已经对青年造成了一些误导,这已由新闻媒体作了报道评论。我想,对此再做一个重要的补充。
       
  在大赛进行中,观众给监审组发来信息:建议参赛选手对其所演唱曲目的歌词作理解诠释。我想,观众的动因有二:一是对歌词即语言的重视;二是对参赛歌曲中某些歌词的不知所云、莫名其妙给予反讽。记得一位语言学家曾在人代会上提出议案要解决歌词的非规则游戏问题,甚至有评论者发表了《给歌词下达病危通知书》,可见歌词存在问题的严重。监审组对观众答复给予考虑,但要等到两年后的下一后青歌大赛。
       
  不料,做为大赛评委的余秋雨,对此一再提出了激烈的否定。他先是对此提出调侃,说“青歌赛两年以后如果这样,我会把电视关掉”。后来,他又补充:歌词即语言在歌咏中是次要的东西,不必过于看重。
       
  人们一般认为,余秋雨此论是针对现场观众而发。实际上,余秋雨是在向古人挑战、在否定有关的古典文艺美学。这一点,恐怕有些人不清楚。因此,有必要对此之争评判一番。
       
  古人认为:歌咏,是说话即歌词的生发。语言是种子,歌咏是庄稼。所以,他们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长言(即吟诵——笔者)之;长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鲁迅也认为:人类的语言始于“杭育杭育”,自然,这“杭育杭育”也是音乐的萌芽。总之,先人认为:说话为歌咏之母,语言孕育着音乐。如果一定要按照余秋雨的意志给歌词和旋律论个谁先谁后孰轻孰重的话,那么,古人所云是正确的,古典文艺美学是科学的。而余秋雨对歌咏的大论则成了悖论。
       
  古人认为歌咏乃至舞蹈都是语言的发展,那么,又如何看待器乐呢?乐器,是歌喉的丰富;器乐,则是声乐的外延。人类社会,是先有歌喉后有乐器;先有歌咏后有器乐。人们创作和欣赏器乐,其思维,则是以语言为介体,虽然只是默声。如果没有语言这个思维介体,人就和动物一样了,在器乐面前,只能愉悦乐音,而不可能理解器乐艺术的“思想性”。其实,艺术行为中没有了语言这个思维介体,人类也不可能创造出器乐艺术。如此说来,器乐和声乐一样,老祖宗都是语言。这个问题,也可以做反证:听众交流、方家评论器乐作品的内涵,归根结底还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述。
       
  古人还说过:在音乐的诸多元素中,“丝”(弦乐)、“竹”(管乐),皆“不如肉”。“肉”是大哥大。所谓“肉”,就是嗓子、人声,就是语言的旋律化。这种古典美学认为,在音乐艺术中,语言,是最美妙最重要的元素。这是古人经过实践检验而得到的真理。余秋雨的歌咏论,是与此背道而驰的。
       
  “诗古志”、“歌咏官”,是当代人非常熟悉的经常引用的哲言。对于“诗言志”,一般理解为诗词表达人的志向、志气。但也有论者认为,此处的“志”,通“言”字旁加“志”的那个字,是记下来长久下去的意思。“歌咏言”,亦即歌永言。咏,即永,也是长久下去的意思。哲言“诗言志”、“歌咏言”,都是说将语言拉长,将说话吟诵化、曲调化,都是讲语言的升华。在这里,也是主张语言是歌咏的灵魂。真正优秀的歌曲,必然要有优秀的歌词做基础;旋律与歌词游离,那不叫歌曲。我们的《国歌》,就是个优秀歌曲典型代表。而余秋雨与古典哲言唱反调的歌咏论,则是混沌理论。
       
  邓小平理论认为,有领导和决策责任的干部,要实现“四化”。其中的两化就是“知识化”、“专业化”。青歌大赛的导演、评委们,在大赛中都负有领导和决策责任,也算大赛中的干部,因此,也要讲知识化、专业化,不能讲外行话。央视青歌大赛中,曝出的外行话已经不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