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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赤脚医生
作者:费振钟

《中外书摘》 2008年 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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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政治领袖,不知为什么对中国医疗制度产生了那么大的厌烦和反感,于是铁腕一挥,将成千上万的医师下放到了农村。单单这样还不够,因为这些已经堕落成了不顾人民死活的“城市老爷”的医师们,似乎再也无可救药。领袖从人民的需要和利益出发,决定扶持一种医药上的新生力量,于是赤脚医生便在此时应运而生。领袖为自己的创意成为一个时代的壮举感到高兴,用他独特的书体纵笔写道:赤脚医生好!
       时过二十多年,赤脚医生的历史似乎已经没有人再提起了。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什么节目,忽然心血来潮,拿了一些“文革”时代的词语考问小学生,其中问到了“赤脚医生”。一位小学生满脸稚气然而极严肃地站起来回答:“古时候的人很穷,没有鞋子穿。”另一位小学生答得更有趣:“赤脚,就是红脚。”当然,无论怎么说,“赤脚医生”这四个字并未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菌子没有了,但菌子的气味却留在空气里”。四十岁左右的人,大概都还能记得电影《春苗》、《红雨》吧,它们的主题歌是70年代初期流行的政治歌曲,旋律相当不错,歌词则是当时惯用的词汇:“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红雨》)这首歌配着这部电影里主人公红雨的形象,将赤脚医生在人民大众中的重要意义推到了时代的高度。但是这个意义究竟是什么,恐怕谁也没有弄清楚。我唱这首歌时,已经上高中一年级了。我生活在农村,知道赤脚医生其实就是过去的乡村卫生员,不过“赤脚医生”已经成为领袖称赞过的光荣用语,即使一个字不识的农村老大娘,也都能够把这四个字学得相当标准,就像如今是个人都会说几个新名词一样。
       赤脚医生的出现,的确有点使中国医学回到了先秦朴素时代的意味。赤脚医生们那副身背药箱行走在乡野里的样子,倒也依稀重现了民间医人葛衣芒鞋的历史形象,而且仿佛来得更加完全彻底,因为要求他们“赤脚”,即连草鞋也不必穿了——这可以看当时的宣传画,赤脚医生们站在田头,无论男女,当真是人人光着脚丫的。当然,最能传达赤脚医生承继先秦医学精神之点,还在于他们热情而虔诚地使用古老的针法,他们的确相信靠一根两千多年遗传下来的银针,就能够医治所有的疾病,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所需要的健康与幸福。赤脚医生们手持银针,其神异性影响,已经十分接近当年的扁鹊。如果人们稍微多知道一点,针法曾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神奇医术,在中国民间社会是多么受尊崇,那么出现在一个现代造神时代的赤脚医生,无疑会产生难以估量的社会效应。现在我似乎有点能够揣摸,为什么那位领袖只说了“赤脚医生好”五个字,便能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那么大的“赤脚医生”运动,这位深通中国历史的人物,其实是非常懂得中国民众的心理,并且非常娴熟地利用这种民众心理的。即使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次大运动的副产品、派生物的“赤脚医生”,只要具有一定的民众性,便能获得某种非同寻常的政治隐喻效果。
       以领袖的名义,不计其数的赤脚医生开始担负起了重建中国70年代医学“革命”制度的重大使命。我们公社里,按每个大队男女赤脚医生各一名计算,就多达四五十人,即使这样,还有不少人因为谋不上赤脚医生做不了“向阳花”而愧恨不已。但是,事实上赤脚医生并不能仅仅靠银针完成他们的时代神话,没有多长时间,培训赤脚医生作为首要工作在各地展开。有一本叫《赤脚医生手册》的书,被选定为赤脚医生的必读教材,他们将有幸从这本书里,受到中西医学的训练,从而打破陈旧经典,建立起赤脚医生医学。非常巧合的是,我的父亲其时作为一个医师,曾经被派去为赤脚医生们授课,他由于从小学中医,长大又改学西医,因而能够胜任这一使命。他用的基本教材也是这本《赤脚医生手册》。问题在于,他出于旧习不改,不恰当地想加强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理论教学,结果连续几期训练班,几乎竭尽所能,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自己高中毕业后,由于无事可做,利用父亲授课的机会,混在赤脚医生们中间听了几个月的课程。我看到了父亲经常流露出来的失望,但他不便也不敢指责赤脚医生们,最后只好带领他们一起到田头水边、荒畦野地采集草药,诸如地锦、马齿苋、蒲公英、车前子、鱼腥草、大青叶之类,晒得满院子都是。赤脚医生们对此表现出莫大的兴趣,他们满腔热情地辨认各类草药的形态、生长特点以及分布范围,很有点拿当代神农或者李时珍自勉的意思。我父亲在一旁,只是随时加上一些说明:某种药草可以代替某种西药治某种病,这样便算是实现了中西结合,使赤脚医生们回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我记忆犹新的是,父亲一再对他的赤脚医生学生们说,如遇到不能处理的病,一定要及时与他所在的医院联系。我们都听说过赤脚医生因盲目相信银针和草药的功力,误了病人性命的故事,乡民们提着扁担,打得惹祸的赤脚医生满村里躲。人命关天,他们悲愤情切,眼睛里是再也看不到领袖“赤脚医生好”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了。所以我父亲的这句告白,算是用心良苦。
       赤脚医生的时代连同他们的荣耀和扁鹊、神农式的理想,悄悄结束了,比起其他“新生力量”,赤脚医生是最少受到清算的一些人,因此似乎也成了最容易被淡忘的一些人。平心而论,在缺医少药的乡村里,赤脚医生那时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何况,就我所知,赤脚医生全都是善良的农家子女,靠有限的医药知识为父老乡亲治病送药,每年拿一个壮劳动力工分,就是他们得到的一点优惠。想到我熟悉的那些朴实的面孔,我甚至感到对赤脚医生的调侃都好像不太应该了。然而我不能放弃对那个时代的憎恶和愤恨。“赤脚医生”无疑是那个时代制造出来的政治性名词,每一个做了赤脚医生的农家子女,都受到了强制的精神灌顶,从而成为一种“革命动物”。这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过错是他们恰恰因为领袖的需要在70年代承当了这样的角色。这样的角色一旦经过“御批”而受到政治放大,成为一种医学神话后,它在历史中就免不了以喜剧形式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