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作文不易。即如眼前的这篇，起个题目便费周折。想学曹聚仁《文笔散策》的路数，究竟“策”字在母语里的含义在我这代人这里其实糊涂得很，还是不出洋相的好。钱钟书说自己的著述是效古人“野芹之献”，周汝昌干脆给自己最喜欢的集子起名《献芹集》；也想顺着这个路数去做，却发现于己并不贴切，况且碰上新年。用这样的字眼也寒伧，较自比乌鸦嘴好不到哪儿去。现在的读者不比从前：从前的读者谦卑得像学生，现在的读者写意得如消费者。作者如今一仆而不知几主，至少读者是轻易不去得罪的。等有一天发薪水的差事也含糊了，真要卖文为生，读者便是衣食父母了。君不见市面上大大小小花花绿绿的书籍报刊乎?它们都证明着在下的上述浅见。未来以“文化史”为饭碗的人，如果不注意到纸张背后的这些因素，我保证你就不能让读者满意。说“文化史”而不说“文学史”，是因为狭义的“文学”未来恐怕绝种，现在则一如稀有物种或者濒临灭绝物种。印刷技术的普及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它一场革命一样证明写书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不需要文学家们来罗唣。网络的革命则更加彻底，你纵有百科全书的大脑，怎敌过它的广被!电视普及到边远的蒙古包，戏台子的营生当然就不会那么广泛了。我小的时候，戏剧的写作还算文学的四大门类之一，剧作家的光环远亮过导演；现在似乎写无论什么剧本的都是生产环节的一道工序。读者们抱怨没有好的文学作品，我想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恐怕至少能构成“原因之一”。文学写作跟文学研究一样需要“生态环境”。你恐怕要跟在下说曹雪芹“举家食粥”还写出《
红楼梦》呢!愚见倒以为：一则，《
红楼梦》里的文化内涵不是食粥食出来的；二则，天才的个例不具有典型意义；三则曹雪芹写作《
红楼梦》时，怕不认为读者是作品的“消费者”。世上好像只有原创型的作家被要求身世经历要坎坷，不如此则断没有好作品。其实这真的是大误解。愚见所及，文学历史上大作家的不幸和坎坷大抵不是自愿的。似乎只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有一个为磨练意志而睡钉子床的。高尔基努力的方向也不是回去当流浪儿呢，虽然他自己强调安身立命的哲学是骨子里熬出来的穷人哲学，比经院派哲学家强。四十多年的人生阅历、三十年的阅读经历告诉我，即便是充满理想的革命文学家，其努力的方向也是教人摆脱坎坷人生的。文学评论的意思说来说去不是个方法的问题。近三十年的学院式文学训练对我帮助甚微，并不解决文学评论的根本问题。评价作品和作家其实还是“大立场”和“小立场”的问题。大立场中立一点来讲，就是作为读者你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属的人群。鲜明一点讲就是你的阶级立场。有一股不小的势力三十年努力抹杀文学评论里的阶级性，却不曾想三十年后我们在更大的社会生活体验里产生了阶级意识。普鲁斯特的七大卷《追忆逝水年华》我还没有耐心细读，不知有没有阶级立场；至少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是涉及阶级的，所以当年有左翼评论家攻击他的时候，他说自己小说里的主人公的收入没有超过几几几的。而《尤利西斯》的写作技巧最让学院教授们五体投地，很“为艺术而艺术”哩。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耽读周作人的文字，纸窗瓦屋，苦茶药味，闲适得很，后来却因为父亲电话里提醒他当过汉奸而败了我读他作品的兴致。有时候想：我们日常读到的，真的是文字本身表达的意思吗?读者对作者的好恶也时常决定对作品的评价，这一点是我这个半吊子作者也有过切身的体会的。有时会因为作者的一张照片或者与作者的一段交往而改变文字阅读的感觉。人的理性至少在文字的评价层面不可靠，这一点就可以证明。
二
文学的创作与阅读都折射时尚，因此作者和读者的写作趣味和欣赏趣味都不一定关合文学传统，这是一部分人追求的所谓“经典”面临的尴尬。读者或者说评论者尤其在趣味或者写作方法上不愿表明立场，作品碰上“公允”的评价因此成为奢侈的待遇了。因为见得多了，读者的文字感觉一如饮食的味觉。到底要分伯仲的时候，就看品尝时的心情了。这是构成文学评论的小小的因素。读书时常常发现，掌故野史有时给人的知识要多过高谈“义理”的东西。究其原委，故实是可以想见的东西，而义理则可能未经推敲，是不具备思想家品质的人一时的胡说。所以《
红楼梦》里的主人公说：除了《四书》，胡说的也多的很哩。大凡缺少思想的读者，喜欢强调自己读各派理论的书。学子们启蒙阶段，尤其怕漏掉哪家的学说，以不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耻。新时代的写作沾染了些微经院气，以为时尚；读者们不买账，以为你连地道的中文都不会。我自己读了几十年新小说，觉得语言上反不如《三言二拍》过瘾，盼望能读到用“三言二拍”的风格来翻译《十日谈》的文字。母语写作与批评因此有了外来语言影响的问题。传统文学经典今天面临的尴尬，多少与青壮年的阅读成长过程的“外语”(包括用母语写的“外语”)因素相关。一两代人的语言品位训练的内容，不能不影响文学批评的语言价值判断。往深处探讨，又涉及检讨“海通”以来百年的西学东渐的得失；这是个大题目，不是人微言轻如我可以妄言的。何况此话题还涉及好几代人的社会理想和思想蓝图，其间关乎百年社会精英的追求，更不是可以随便议论的东西。缩小到文学的西文东传(译)，也有个开风气之先的功劳问题，也不是随意可以抹杀的。即便是一百年后，我辈也只能有选择地说，林琴南的桐城派古文翻译的“林译小说”要好过许多欧式语句的白话翻译。钱钟书专题论文里有一篇是讲林译小说的，晚年还念念不忘阅读这些小说的经历。钱先生是学西洋文学出身的，该不是偏见。他对文学批评的时尚问题发表过意见，说自己的《宋诗选注》因为“时尚”付了代价，而成书时却因为不够时尚也面临尴尬。我们的写作者尝试过西式的自由体白话诗歌乃至“意识流”的小说，读者到底没有觉得文学因了这些时尚而像古典的那样不朽而上口耐读。文学欣赏看来跟饮食一样有骨子里带来的顽固症呢。或者文学语言根本就是亲母语的，无论怎样翻译都难讨好外语的读者。研究《
红楼梦》七十年的周汝昌也是燕京大学外语系出身。学位论文翻译过陆机的《文赋》，外教很赏识的。你去读读他的《献芹集》和《北斗京华》，或者能找到与愚见差不多的调子。散原精舍的主人陈三立当年听说钱锺书学西洋文学时表示，我们自家的文学不就挺好嘛!不知钱先生是否彼时就有打通中西的念头，反正他的魅力绝对与传统文学修养和文言写作能力有关。在我看来，外文在他那里一直是个好玩的东西，并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
谈艺录》和《管锥编》壁立不群，究竟不是“东海西海”的时尚产物，它们的根基在扎实的母语经典训练。时贤的著作我也有极佩服的。他们“东海西海”的打通功夫也十分了得。然一涉著述的文字，连他们自己也承认与老先生们相比差得太远。更悲哀的是：
因为童子功底子没有打好，连弥补的可能都没有。到我这里，干脆是中文西文都没有学好。中文没学好就去学英文。英文没学好就去卖文了。而按职业的划分，在下又很有接近文学批评的机会。如此，读者可以相信我的文学品位乎?看我辈的文字而进行外国文学启蒙的人可得真谛乎?评价外国文学翻译的得失涉及自身的成绩，因此难展开也。
三
这段文字开头是拉开架势高谈阔论的，结果还是抹了去；原因是自己实在不擅长高头讲章。好在尚有自知之明。即便是约稿的朋友压迫，我也不因为需要拉长文章而改变文章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初衷。究竟还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吧。自从没有了评职称的烦恼，我索性跟自己约法，违背思路的文章作法无论如何不取。最近干脆是没有想法的文章也死活不写了。好在还有一份薪水，单靠卖文一定不免冻馁。书是还读的，并且读得不少。然而，并不想做书评的工作。因为，读的时候虽然兴致很高，评的时候却要“科学地符合规范地引用”书里的话，而这于我实在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所以最好不写。《对岸的诱惑》的作者赵毅衡一定有同感，因为有读者跟他要“中西文化交流记”援引书籍的“证据”。我很理解赵先生，写到兴头上，哪里有工夫给你提供“证据”，说事还来不及呢!好在我对他的另一个集子《有个半岛叫欧洲》的个别篇什印象更深，所以不去理会徐志摩在欧洲是否真的很善于社交什么的。赵先生关于东西交流的议论很合我的脾胃，奈何我只对英国那个山间小镇开的旧书店更感兴趣。“胡同里的贵族”洋人给我的“文化交流意象”也更深刻一些。我从周汝昌的《芳园筑向帝城西》里无意中也读到一些切实的“文化交流意象”。话说洋教会办的辅仁大学买下恭王府的花园，一位起了个中文姓字林某的外国教师来到“潇湘馆”，陈垣教授打趣说当年住这儿的“妹妹”也姓林呢!话扯远了。真的，赵毅衡的这两个集子给我的东西交流感性知识比我同时读的两大本“比较文学”论文集子要多。那两本集子也很费心力，只是艰深有余而趣味不足。所以，我只记得一篇谈张德彝和王韬写法国艳女的文字。我读那两本大论文集子的时候有种感觉，今后文学研究的疆界恐怕更加模糊难定，甚而至于成为“文化研究”的组成部分。就好像现在小说和非小说的界限模糊一样。我读艾柯的小说《洛娜王后的神秘火焰》，总觉得很有一部分是他的自传。艾柯本人可能说这是“误读”。然而，对于真实与否的问题，在读书上我还是相信“常识”的判断，并不太相信作者自己的表白的。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里说，五十年里没有真历史。他老人家要是今天还健在，恐怕五个小时前的历史纪录都不信呢!做过口译的人知道，五分钟前的话如果没有录音也是不容易一字一句重现的。如此，“误读”恐怕不失为一种批评的途径，歪打可能正着。读书不是断案子，不是下判决书，逻辑和证据在注解里再充分详细，于事也不一定有补益。从前的文人讲读什么什么书“不无小补”，实在是不容易量化的结论。后来者读到这里去溯源，发现那书其实不那么“不无小补”，全忘了先贤在文里调皮，不过顺嘴一说。文章的好坏不由先哲定，要你自己去断。这也是文学批评的初衷始料不及的事情。就好像语法书说形容词不能用做动词，而偏有诗圣用的很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