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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贞观九年即传人长安的景教(基督教历史上著名的聂斯托里派)，其史踪一直扑朔迷离。其何时消失，缘何消失，又何以以新的形态在四百多年后的元代复兴，都是有待澄清的学术课题。景教历史及相关问题，一直是国际汉学界的一个学术焦点。然而，景教历史文献的罕缺，其问题的跨学科性和跨文化性都是景教研究的学术瓶颈。正是在此背景上，学术界非常关注2006年5月在洛阳出土的《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据称，北京大学宿白教授将此发现称为2006年世界级的文化发现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罗炤教授是这一重大文物发现、追缴、保护工作的亲历者之一。承罗炤教授美意，将关于这个重大发现的第一篇系统论文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世界汉学大会公开发表。大会在极其紧张的日程中为这一论题单独安排了圆桌会议，请这一领域相关的重要学者专家魏若望、弥维礼、荣新江、牛汝极等，共同探讨景教文典研究的新进展。
       首先，从形制上来说，新出土的景教石刻很有特色。经幢上男女两组“飞天”形象别有意味，罗炤教授指出：“此二尊‘飞天’的形象与龙门石窟的唐代佛教飞天几乎完全相同。”“但它们的身份究竟是什么?是否属于基督教的天使”还有待确定。同时，“以往我们只能看到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额上雕刻的十字架及其下部莲座和两旁的祥云、花朵，虽然雕刻精致，但整幅图案较小，莲座和祥云的中国味较浓。洛阳经幢上的图像场面大，形象多，雕刻工艺精细，形象之庄重与线条之飞动浑然一体，而且整幅图案不仅具有中国艺术风格，其中的祥云还融合了波斯和粟特艺术的成分。”罗炤教授认为新出土的经幢让我们领略到更加丰富的景教美术形式和内容。荣新江教授从唐代基督教艺术的角度，指出经幢上的十字架应该仔细分析，“它其实跟景教碑上的十字架，还有敦煌卷的藏文写卷里面的十字架和克什米尔时代篆刻的十字架，都很有相比性”。
       新疆大学少数民族研究基地主任牛汝极教授补充说：“景教采用经幢的形式，以前没有发现过，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到。由于经幢是佛教的传统，因此这个石刻反映出景教和佛教的融合情况。”
       其次，从历史意义上来说，景教经幢作为考古文献，也是对景教史料的极好补充。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的魏若望教授从宏观的角度指出了景教经幢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意义。“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大部分的西方学者还认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假造的，是一个为了宣传自己的骗局，但现在出土的这个文物，说明这不是一个骗局。《景教碑》的石膏模本有四个，分别存在巴黎，梵蒂冈、美国和日本，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这个碑文，所以这次出土文物，对于碑文研究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景教历史文献中，除景教碑文之外，还有七篇文献，分别是：《序听迷诗所(诃)经》《一神论》《宣元至本经》《大圣通真归法赞》《志玄安乐经》《三威蒙度赞》《尊经》。早在1992年，林悟殊教授、荣新江教授就发表了《所谓李氏旧藏敦煌景教文献二种辨伪》，指出，传统认为是敦煌出土的两篇景教写经《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和《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即两篇著名的“小岛文书”，乃为今人伪造的假敦煌写本。但是洛阳出土的景教经幢的出现却证明了在唐代的确有《宣元至本经》。荣新江教授也认为洛阳出土文物与敦煌写本可以互相印证。罗炤先生也的确做了这个工作，他将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典籍《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简称《敦煌本》)与洛阳景教经幡上的经文(简称《洛阳本》)合校，“看到了此经的概貌，可以知晓《宣元至本经》大约7/9的文字和后4/9的大体内容。特别宝贵的是，《洛阳本》让我们认识了《宣元至本经》结尾部分的基本特征。”
       罗炤先生还认为，《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景教碑》作者景净所造的景教伪经。林悟殊在《唐代景教再研究》一书中也曾如此推测，认为此经很可能是景净“模仿汉译佛经自撰的”，非翻译所得。但当时资料有限，未敢确言。随着洛阳经幢的出土，我们看到《宣元至本经》的概貌，罗炤教授便在林教授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宣元至本经》是景净所造的伪经。他指出，景净伪造经文的初衷是与其传播基督教的思想相统一的。“对于世代居住中国、汉化程度很深、不懂叙利亚、波斯和粟特文景教经典的外籍景教信徒来说，此经也有利于他们承传、巩固其家族的传统信仰。”而且，我们在敦煌的《尊经》中可以看到，它是位列第二的景教经典。洛阳的景教徒甚至把它刻在石幢上，树立于墓前。罗炤教授认为：“这都说明了《宣元至本经》在唐朝景教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和重要的影响，景净伪造此经的愿望圆满地实现了。”
       第三，景教经幢的宗教价值其实是与其历史意义纠缠在一起的。关于景教在华的信徒，经幢含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此经幢是不完全规整的八棱(面)石柱。第一面雕刻“祝曰”和“清净阿罗诃清净大威力 清净(下残)”两行文字；第二至第四面及第五面第1行雕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以下简称《宣元至本经》)；第5面第2行至第八面雕刻《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记》(简称《经幢记》)，《经幢记》中提到景僧清素弟兄与从兄少诚、舅氏安少连及义叔上都左龙武军散将某某等人，于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八日于洛阳县感德乡买地，为其亡妣“安国安氏太夫人”修建茔墓。与此同时，又于墓所神道旁侧树此幢石。并记载了主持并参与、见证此事的景教神职人员：“大秦寺寺主法和玄应——俗姓米”氏、“威仪大德玄庆——俗姓米”氏、“九阶大德志通——俗姓康”氏。由于自东汉至唐朝的惯例，中亚、西亚的来华胡人，均以本国汉字国名的第一个字为姓。罗炤先生认为，我们可以知道“法和玄应与玄庆本人或祖籍是米国人，志通本人或祖籍是康国人。”从历史上来看，康、安、米、曹、石、何等国是粟特人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建立的城邦。荣新江教授补充道：“长安的景教徒基本上是以粟特人为主。”“洛阳的景教徒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景教教士的俗姓一一刻在具有神圣意义的经幢上?西安的《景教碑》上也有众多景僧的题名，但没有一位标注他的俗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别?”罗炤先生提出来的疑问目前还没有答案。
       同时，景净伪造经典的事实所反映出的唐朝景教的自主性历史时期正好可以与八百多年后再次将基督教传入中国的耶稣会的传教事业相比照。耶稣会的传教虽然得到罗马教廷的大力支持，但却受到教廷的严格监督。不必说伪造经典，即使是耶稣会士在传教事业中的某些技术性的变通和几个重要译名方面的处理，都遭到梵蒂冈的严厉谴责和处罚。
       罗炤教授不仅提出许多启发性的研究意见，还大胆对《宣元至本经》中“匠帝”与“上帝”的译名作了比较。他认为，匠帝之名更加接近于《圣经·旧约》中希伯来语JHVH(神)的本义。
       景教经幢在2006年5月间被盗墓者挖出后，转卖到上海，因而具体的出土地点尚待考证，也期待残经幢的幢顶、幢体下半部和幢座能尽快发现。同时，按照《经幢记》，它出土地点的周围应该有一个景教徒的墓地，所有这些问题的进一步廓清，都还有待考古工作的新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