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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僖这个名字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他写的《只言片语——一个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我却买了一本。就像勒口上的“内容提要”所说的，他“不是作家而是作协领导，这一独特的身份，使他撰写的这本回忆录，极具亲历性、真实性”。张僖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后到东北，又转赴北京，从此就一直在中国作协工作。中国文艺界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几乎都亲身经历，参与其事。现在他用那平静的语调娓娓道来，真不知让人生多少感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各个政治运动中的大事件，虽然张僖书也有一些有价值的补充，但特别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从未见诸文字的小人物的悲剧。
       在反胡风运动中，我们知道胡风和他那个“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们都被打倒了。但被运动顺便带及的小人物也不少，其命运之悲惨，也是难以想象的。
       1955年2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在东总布胡同46号召开会议，由郭沫若主持部署大会对胡风的批判。这个预备会议没有胡风参加，胡风对此也一无所知。“会下，舒芜找到冯雪峰说，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开会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舒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冯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所以舒芜首先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泄密”事件，于是对参加会议的人进行了排查。最后疑点落在做记录的束沛德身上。束沛德说他回到宿舍，阎望问他开的是什么会，他就告诉阎望，要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他不是故意的。他绝没有料到阎望又告诉了胡风。
       就因为这样一句不经意说的话，“束沛德不能再担任记录了”，当然还得写“检查”。“后来他又被下放到河北涿鹿地区劳动锻炼”。还是张僖有仁心，对涿鹿的县委书记王纯说：“束沛德就在涿鹿当地做一些编小报的工作。”
       束沛德毕业于复旦大学，是择优选拔到中国作协工作的。“一开始周扬同志想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后来严文井说，希望他到创作委员会当秘书。于是束沛德同志就在党组担任记录的工作，很受信任。”当时，能够被周扬看重的人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就为了束沛德那么一句话，他和阎望的锦绣前程就被断送了。
       “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中，大约是四月份，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张僖是“在一次中国作协党的会议上”，听刘白羽说“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都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还说：“根据上面的交待，要集中一些同志到公安部去研究整理。”张僖“也要去”。
       由于舒芜的交信，一些在《七月》《呼吸》《泥土》上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和作家如田间、严辰、陆菲、艾青就开始紧张起来了。作协机关的肃反运动也开始对胡风的揭露。“由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无形的但是巨大的压力，许多同志纷纷交代自己和胡风的交往。”田间连到胡风家洗过澡，胡风亲自擦澡盆，胡风曾经请他们到马凯餐厅吃饭等生活小事都“交代”了。
       但田间并不能因此过关。在五月的一次会上，有人说田间在胡风的《七月》上发表过很多诗，胡风的泥土社还出版了田间的书，要田间交待与胡风的关系。“当时田间很紧张”。第二天天刚亮田间就到刘白羽家。后来刘白羽对张僖和阮章竞说：“那天，田间很紧张，天一亮他就来敲我家的门，田间神经有点错乱……”
       一天下午一点多钟，田间到严文井家说，他有支手枪要交。严急忙把张僖叫到他家，说：“田间有支枪要交给党总支。”
       从下面田间与张僖的对话，可以看出田间当时的“紧张”程度，我就照抄原文了：
       我说：“你拿来好了，交给高铮同志(当时的党总支秘书)。”
       田间说：“我的家里有一支枪，我有些害怕。”
       严文井说：“你拿来交给总支给你保管。”
       田间说：“我不敢拿来，怕路上出事。”
       我说：“这好办，你怕路上出事，我向司机班要个车，你坐车回家去拿。”
       田间还是不同意，“我不能拿枪，有人监视我。我上车的时候在门口出事怎么办?”
       田间对领导说“有人监视我”，可见他紧张到了什么地步。当张僖陪同田间回家去拿枪，还有更惊心动魄的一幕：“我听见他在屋里翻东西，大约有五六分钟，他又走进再靠里面的房子里去了。过了有二十分钟的样子，他突然从那个房间通向院子的门跑到院子里，大声喊：‘我不能活了!”’
       田间右手持枪对着秘书的脑袋。当张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夺下他的手枪，他又转身往外跑，跳进了后海。好在后海水并不深，他被过路人救了上来。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跳湖。田间说：“没有找到枪证，怕挨整……”
       田间虽然神经错乱到如此程度(周扬也说“田间是诗人，容易神经紧张，跳后海是神经错乱”)，却并没有送去就医，只是把他的妻子从张家口叫了回来。“大约过了三个月以后，刘白羽召集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会，在会上对田间批评了一下。最后，党支部给了田间一个警告处分。”田间在运动中无端被逼迫得“神经错乱”，还“批评”什么，“警告”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田间就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总算过关了。而阎望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公安部就来人把他“带走了”。他被定为胡风分子。
       以上只是反胡风运动中几个小人物鲜为人知的悲剧。此后在反右以及“文革”中，这样的悲剧就更多了，这里不再转述。其实，此书的作者张僖，也是个悲剧人物。他有写作才能，周扬就曾鼓励他写评论文章。但他“亲眼看到多少人都是因为写文章出了问题”，认为写文章是“很危险的事情”，就一直没有写。直到“文革”之后，应赵树理家属的要求，他才为新出版的《三里湾》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对一个有写作才能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地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