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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事]大学者的大学问
作者:王 路

《博览群书》 2005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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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岳霖先生的《论道》《知识论》和《逻辑》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涵盖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三大领域。以此金先生也成为我国哲学界的一代宗师。最近读“金岳霖年表”(《金岳霖思想研究》,刘培育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特别留心了金先生的学术历程,却从几件平凡的事情产生一些疑问。事情早就知道了,问题却是新的。想想还是挺有意思的。
       “年表”说:1922年金先生接触了罗素的《数学原理》,该书对金先生影响很大;1924年金先生在巴黎街头参与了一场争论,由此便引起对逻辑学的兴趣。
       这似乎表明,金先生是从1922年开始学习逻辑的,但是真正对逻辑感兴趣却是在1924年。罗素的逻辑是由符号表达的公理系统,街头辩论是各持己见,争论不休,二者风马牛不相及。难道金先生正经地学习逻辑并没有对逻辑产生兴趣,倒是街头的辩论使他有了对逻辑的兴趣吗?金先生从街头辩论而对逻辑发生兴趣的故事我听过多次,“年表”大概也是根据这个故事而写的。金先生在回忆中曾谈到这个故事。他自己的说法是:街头辩论的人“好像都提到了逻辑”,而他“不知道逻辑是什么”,“可是,不久就同逻辑干上了”。显然,他并没有说街头辩论引起了他对逻辑的兴趣。不过,他的说法似乎难以使人相信他在此前学过罗素的逻辑。也许,金先生从罗素的《数学原理》只是知道了有那样一种东西,并没有深入学习?倒是街头的辩论使他回过头来学习以前曾经接触过的逻辑?学院里的逻辑和街头辩论中隐含的逻辑是根本不同的。金先生在中国做的逻辑主要是学院里的逻辑,尽管后来也写过普及读物。不过,在从事逻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初,从不知道逻辑是什么到同逻辑干上了,其间难道不会还有些什么东西吗?
       “年表”说:1926年,金先生受聘于清华大学接替赵元任先生讲逻辑,并于同年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32岁的金先生大概可以有一万个理由到清华来讲逻辑和搞哲学,但是清华大学到底有什么理由会请他来讲逻辑?又凭什么让他来创办哲学系?金先生的文凭是政治学博士,此前在中国大学讲授英文和英国史,没有逻辑著作,甚至连一篇逻辑论文也没有。用今天的话说,他在应聘的硬件方面是根本不合格的。难道就是因为当年国内学界水平低,只要是在国外拿个学位回来就了不得了吗?从金先生后来的发展来看,显然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当之无愧的。那么,在没有硬件评判的情况下,又是以什么为依据呢?我猜想,这里大概有一个学术共同体认同的问题。在当时,金先生在逻辑和哲学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虽然没有见之于文字,但是在那个不大的学术圈内很可能有口皆碑。当时的清华大学只有基于这种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才有可能去聘任金先生,如果不是这样,清华哲学系能有后来的辉煌,只能说是凭的运气。今天评判标准已经物化和量化,教授、博导、委员、主任、长等等头衔不可或缺,专著、文章,甚至字数等等也是考量的重要因素。不能说人们完全忽视学术共同体的认同,但是它至少已经不是考虑的必要因素。也许是习惯了今天的这一套,我才会对金先生的这一经历提出疑问。当然,这样的疑问本身在今天也许根本就是不合时宜的。
       “年表”说:金先生1927年发表文章“序”。1931年去哈佛大学专门学习一年逻辑。1936年出版《逻辑》一书。
       “序”是金先生第一篇与逻辑相关的文章。《逻辑》则是金先生第一部著作。在“序”中,金先生探讨了什么是逻辑,论述了逻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而在《逻辑》中,他介绍了传统逻辑的对当方阵及其推理和三段论,也介绍了罗素的逻辑系统,并分别对它们进行了评价。从1922年接触罗素的逻辑到写出第一篇与逻辑相关的论文,金先生用了5年的时间,而到出版第一部逻辑专著,尽管是教材,他用了14年。这些数字本身是枯燥的,但是它们记载了金先生的学术历程,似乎就不会是那样简单。
       今天研究生毕业要满足的要求之一是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理工科我不懂,文科的面很宽,许多也说不清楚。仅就哲学而言,怎么也觉得这一要求是有问题的。那么多文献,需要多少时间才能读完呢?没有文献基础,又怎样写论文呢?对照金先生,不管个人的知识背景,也不说个人的聪明才智,单论时间,一篇论文至少也需要5年吧!我总对学生说我同情他们的处境,因为我内心里知道,这样充数写出来的哲学文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种做法也是培养不出像金先生这样的大学者的。我们的教育确实不是为了培养大学者的。但是,作为一种教育制度,难道本身不应该为造就大学者保留一些空间和提供一定的可能性吗?
       今天,如果没有一本专著,要当哲学教授大概想都不要想。金先生从博士毕业到出版第一部专著用了16年的时间,而且这部专著并不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修订,而是与博士论文没有任何关系。这一时间跨度可以换算为:本科+硕士+博士十六年。也就是说,金先生没有写出专著就当了教授,而在当上教授之后也是十多年没有专著。是金先生已经当上了教授,没有职称的压力,而有些养尊处优吗?是金先生兴趣广泛,精力分散,而把时间荒废了吗?熟悉金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上午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写作,别人是不能去打搅的。直觉上,金先生一下子就当教授了,挺幸运的。不过,这里面实在是有值得思考的东西。
       “年表”说:1950年,艾思奇到清华大学讲演,否定形式逻辑,说形式逻辑是形而上学。金先生主持会议并总结说,艾思奇说的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
       这个故事曾听许多人讲过。金先生的意思话里话外也可以理解。奇怪的是金先生说的是“形式逻辑”而不是“逻辑”。1950年代以前,金先生一般只谈逻辑,几乎从来不谈形式逻辑,出的《逻辑》一书也不带“形式”二字。但是1950年代以后,金先生谈论逻辑的时候,却总是要谈形式逻辑,他主编的逻辑书也叫《形式逻辑》。从具体的内容来看,以前的“逻辑”指的大概是对当方阵及其推理和三段论与一阶逻辑,后来的形式逻辑指的则是包括了归纳在内的传统逻辑。这样,形式逻辑与一阶逻辑,或者普遍地说,与数理逻辑明确地区别开来。无论这样的区别有没有必要,有什么必要,最初是怎样来的呢?以上这段话只是为我们提供了金先生明确说“形式逻辑”的时间,还让我们知道像艾思奇这样的人可以当着金先生的面在大学讲堂上堂而皇之地否定形式逻辑。这一切一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背景。据说,依据辩证法否定形式逻辑的做法在1930年代就有了,可是金先生那时不还是好好地讲自己的逻辑吗?怎么后来一下子就讲起形式逻辑来了呢?尤其使我无法理解的是,人家批人家的形式逻辑,你讲你的逻辑不就得了吗?为什么也跟着说形式逻辑呢?这一跟着说的结果就是承认逻辑的许多分类,比如区别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在形式逻辑中还要区别普通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如此等等。这样的区别若真是带来了逻辑的进步也还是不错的。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吗?
       “年表”说:1958年,金先生在一份检查中说:“我口头上赞成学习辩证逻辑,可是骨子里是另外一件事”。关于辩证法或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就
       有好些旧逻辑学家说,仍然“茫然”。辩证法“好像记得一些”,辩证逻辑“他们大都不懂”。
       口头上赞成,而骨子里两样,这是金先生检查自己对待辩证逻辑的态度。应该说是够深刻了!但是我要问,金先生对这句话的态度本身又是如何呢?会不会仍然是口头上这样说,而骨子里是另外一件事呢?金先生在1961年提出建立统一的逻辑体系,号召“辩证逻辑、数理逻辑、普通的形式逻辑、逻辑史各方面的工作者都可以参加,也都应该参加到这一工作中来”,而在“文化革命”结束后1978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逻辑讨论会的开幕式上明确“希望大家在形式逻辑、数理逻辑、逻辑史和辩证逻辑等方面广泛地开展研究”。在这两个排序中,辩证逻辑的地位可以说有天壤之别。我真想知道,金先生在骨子里对辩证逻辑究竟是怎样看的。
       值得注意的还有上述“辩证法或辩证逻辑”这样的说法。像金先生这样的人,辩证法“好像记得一些”,而辩证逻辑则“不懂”。因此二者似乎是不同的东西。但是用“或”把它们并列起来又似乎表明,它们是一回事。对于它们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金先生说“茫然”,这里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不懂”,但是字面上的意思大概应该是“不知所云”、“一头雾水”等等。按照我的理解,谈论辩证法和逻辑的关系大概还是可以的,但是谈论辩证逻辑与逻辑的关系确实就有问题。若说辩证逻辑不是逻辑,它字面上就有“逻辑”二字,但是如果说辩证逻辑是逻辑,它又不具备逻辑的性质。若说它就是辩证法,它却字面上表明是逻辑,可如果说它是逻辑,它却要辩证。金先生的“茫然”二字无疑是有道理的,只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深的含义。“或”这个字在别人那里也许会很随意,但是在金先生的笔下却一定不会这样。至少从字面上,辩证法没有排斥,辩证逻辑也说了。在这样的地方,难道不是利用逻辑的清晰掩盖了思想上的模糊吗?
       “年表”说: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金先生的《知识论》。金先生在“作者的话”中说:“《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它今天能够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兴。”“另外一本《论道》也是商务印书馆帮我出版的,作为旧书重印,我完全赞成。”
       这里,“非常非常之高兴”仅仅是表达了一种心情吗?
       金先生在回忆中对自己的三本书有一个评价:比较满意的是《论道》,花功夫最多的是《知识论》,写得最糟的是大学教材《逻辑》。由此人们也一般认为《论道》最好。有人甚至还认为,这说明在金先生眼中,中国哲学最重要,而逻辑最不重要。对此我有一些不同的理解。
       “比较满意”、“花功夫最多”、“写得最糟”确实是金先生对自己三部著作的评价,可以作为我们评判金先生著作的依据。但是应该看到,“比较满意”是指自己的态度,“花功夫最多”似乎表示努力的程度,“写得最糟”则是形成的结果。三个评价,三种不同的角度,由此难道可以排出三部书的优劣,甚至进而得出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吗?
       金先生对《逻辑》一书大概确实不太满意,至少他不敢公开表示满意。这从他在该书的序中也可以看出来,他说有时候觉得自己“根本就不应该写这样一本书”。人们常说金先生有逻辑天赋,好像金先生的逻辑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人们往往忽略1931年他专门在哈佛学习一年现代逻辑的这段经历。有了这一年的学习,像金先生这样一位认真的学者,当然知道什么是逻辑,也知道逻辑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和样子,因此在对待逻辑的问题上,他是非常实事求是的。既要写书,以此来传播逻辑,因为它非常重要,同时又清楚地知道,自己写的东西与学界的水平是有差距的。“年谱”说金先生1954年指导诸葛殷同等人学习《逻辑》一书,该书1961年被列入《逻辑丛刊》出版,1962年第2次印刷。这说明金先生一直在用这本书。以后是不是还用这本书,从“年谱”看不出来。即使如此,从1936年到1954年,加上此前的写作阶段,至少金先生用了二十多年的《逻辑》。假如是在今天,假如是另一位作者,对这样一部著作的评价,大概“填补空白”是最起码的。但是在我看来,作为一位学者,金先生是从国际学术研究的水平这一角度来评价自己的,而不是满足于自说白话,因此金先生对《逻辑》的评价只是表现出一种谨慎的态度。《论道》则不同,它的参照背景大概只有国内学界。相比之下,金先生即使不认为自己的体系是开创性的,至少可以认为自己思考和论述的方式是独树一帜的,比如,能够建立“道—式—能”的哲学体系,能够把“时间”的“间”和“时”分开来谈等等,显然是国内学界没有人做过的。这当然就是可以满意的,而且几十年后也是可以公开表示满意的。
       金先生的《知识论》写了两遍,第一稿在躲空袭的时候丢失了。金先生说“得重写”。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也没有底稿,一本六七十万字的书从头到尾“得重写”,说得好轻松啊!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得重写”?如果金先生不认为这本书重要,如果金先生不非常看重自己在书中的那些思想和观点,难道他会认为“得重写”吗?“非常非常之高兴”难道只是对这样一种二次辛勤劳作得到回报的感叹吗?我以为大概不会是这样简单。《知识论》论述了世界、认识和语言,探讨了认识与自然的关系,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涉及逻辑、归纳等方法论问题,涵盖时空、性质、关系、因果、度量、真等哲学范畴,可以说,它探讨了当时哲学领域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对于这样一部鸿篇巨著,它的意义和价值,金先生的心里肯定清清楚楚,但是自己实在是不便说什么。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花的功夫多,原因可能多种多样。简单地说也许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件事情本身难度非常大,一是这个人比较笨。我想,金先生无疑是非常聪明的人。所以,“花功夫最多”其实是可以有许多涵义的。
       在金先生晚年,我随逻辑室的人一起去过他家看望过他几次,不过这几次他都是坐在屋子中间的一个大沙发里,说过一些话,但是没有谈论学术。看着坐在沙发里的金先生,感受着沈有鼎先生、周礼全先生和其他老师对金先生的尊重,我努力体会他曾经有过的神采和风范,不过总是对不上号。如今读金先生的著作,追寻他的学术生涯,脑海里又总是浮现他坐在沙发里的形象,觉得与他接近了许多,也亲近了许多。多少年以后,人们肯定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看待,读他的文本一定会非常冷静,从而也许会更为客观。但是,金先生毕竟曾是我们身边的人。对于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的理解和评价难免带有感情色彩。这样的情感也许会影响我们的评价。不过,希望它至少有助于我们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