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8月21日，《大连日报》刊载题目为《斜阳·荒草·旧居》的署名文章，文中称大谷光瑞是“探险家”，“买走”、“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文物；文章写道：“我想，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历史环境下，大谷光瑞来中国，功过自有评说的，但其在艺术研究、文字考古方面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毕竟旅顺博物馆的第一批馆藏就是大谷光瑞搜集来的”等等，公然为大谷光瑞歌功颂德，扬幡招魂。文中言论不禁让人想起近些年来日本某些人所鼓噪的把大谷光瑞美化成中日文化“友好使者”、“西域文化研究的一代宗师”的论调。
大谷光瑞何许人也，是早巳盖棺定论的了。大谷光瑞，1876年(日明治九年)12月27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取名峻磨。自幼攻读汉籍，深谙汉学，通晓中国历史。他出生于佛门，其父明如上人是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的第21代掌门，10岁时，他受戒剃度，取法号“镜如光瑞”。从德川幕府至明治时代，西本愿寺与朝廷关系密切，是明治维新的拥护者。大谷光瑞夫人的妹妹，荣升为大正天皇的皇后，大谷家族成了皇室国戚，其父被赐封为伯爵。1903年1月，其父明如上人迁化，大谷光瑞接任为西本愿寺第22代掌门，并承袭了伯爵。在近卫文磨、东条英机、小矶国昭的几朝内阁中，任参议、顾问；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又担任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等重要职务。(见《大连市志·文化志》人物篇大谷光瑞条，大连出版社2003年版)大谷光瑞以学者、探险家的名目出现，涉足内阁，参与政治，充当了为日本殖民当局侵略、扩张、掠夺政策服务的先锋人物。
佛教是在我国唐代由中国传人日本的。1899年(日明治三十二年)1月，年仅23岁的大谷借“寻佛教之根”，用了4个牛月的时间，访问了中国的15个城市。1900年1月，以调查佛教遗址为名访问了印度。1901年又考察了英、德、法、俄、瑞典等国家，接触了以探险为名掠夺中国文物而出名的“学者”、“名人”，如莱博、海蒂因、斯坦因等，参观了各国博物馆，看到了各国探险队从中国掠夺的大批文物珍宝，十分眼热。特别是对斯坦因等中亚探险的收获，感到震撼。于是，他就步自十九世纪末叶开始的、以掠夺中国文物为目的的中亚探险热之后尘，组建了一支有别于欧洲人的探险队。欧洲各国探险队均为基督教徒，而他的探险队清一色是佛教徒；欧洲人探险仅限于中亚(即我国新疆)，而他的视野不仅局限于中亚，而是泛盖西域，即中国的西北地区。
1902年8月至1914年5月，大谷光瑞先后三次亲率或派遣渡边哲雄、桔瑞超、野村荣三郎等人带领“大谷探险队”，深人中国西北地区进行探险考查。三次探险的队员共有18人，历时5年零11个月(第一次23个月、第二次18个月，第三次两年半时间)，行程一万八千公里，足迹遍布我国新疆、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等40余座城镇，294个佛迹点。名为探险，实为掠夺。“大谷探险队”通过乱挖、乱掘和切割等破坏手段，大量地窃取、掠夺我国地上地下文物宝藏。如在吐鲁番的哈斯莱尼河右岸洞窟中，一次就切取壁画8幅。他们还以古董贩子身份出现，雇用当地老百姓，误导怂恿随意地乱挖乱掘，使大批古墓、古遗址遭受严重破坏。“大谷探险队”的疯狂盗掘，使我国西北地区的文物古迹，遭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破坏与洗劫，其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大谷探险队”三次探险，到底窃取掠夺我国的文物有多少，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仅第三次探险有记载，共窃取文物86箱，重达6731公斤，其中在吐鲁番窃取的文物就有70箱之多。大谷光瑞本人称所窃取的文物“在时代上可上溯至六朝，在种类上也多种多样，颇为丰富”，“出土文物予以区分的话有：佛典、经籍、史料、西域文字的文书、绘画、雕塑、染织、刺绣、古钱、印本等。”
1914年5月，因管理不善，财政松懈，僧侣贪污腐败，以及探险耗资巨大，使西本愿寺财政出现严重危机，大谷因此受到谴责与指控，被迫辞掉掌门和伯爵爵位，“宏伟的探险计划”也中止了。嗣后，他将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资料全部运回日本神户，存放在花巨资在六甲山营造的伊斯兰风格别墅“二乐庄”，并委托大学教授为他整理、分类编目。是年11月，掠夺文物资料《二乐庄丛书》第一册出版不久，大谷就放弃整理工作，从神户出发经由朝鲜抵达大连，出席西本愿寺关东别院(址在永和街，现已拆)落成典礼，后又去中国内地“视察”。从此，他移居旅顺，买下一所俄罗斯建筑经翻修为宅邸(位于夏家河子)，以旅顺、大连为基地，辗转往来与上海、青岛、北京、台湾、朝鲜、日本等地，从事配合日本侵华政策的所谓“学术译著”、“宗教研究”、视察的政治活动。其间，大谷虽与孙中山先生有过接触，但也是有其政治目的的。1916—1917年，由满铁会社出面和资助，大谷在大连刊行了《含秀居丛书》。1918年4月，在旅顺创立了“策进书院”，1919年，又组建了“光寿会”。1922年，创刊主编了佛教刊物《大乘》月刊。
离开神户时，大谷将古写经类、10具木乃伊、雕刻等7531件文物及二万册藏书带到中国，其余的较大部分移交给“朝鲜总督”，成立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今韩国汉城中央博物馆)和赠送给日本京都博物馆(后转给东京国立博物馆)、龙谷大学，以及日本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文物卖给古董商人。运回中国的文物，1917年4月以“寄存”形式存藏于当时的“关东总督府满蒙博物馆”。1925年11月，由大谷、上田恭辅等提供的藏品拓片212种、金石参考资料100种，在大连图书馆举办“拓片展览会”。1929年，以37161日元出卖给“关东厅博物馆”(今旅顺博物馆)。运回中国的二万册藏书，先运抵上海，1915年又运抵大连。1917年将存于宅邸的汉籍和西文图书“寄存”于满铁图书馆和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18年改称关东都督府博物馆)。1925年11月，大谷因去南洋考察经费短缺，向满铁会社借了一批巨款，以“寄存”在满铁图书馆的图书做抵押。1930年因无力偿还借款，只好将这批抵押图书抵债归满铁大连图书馆所有。
这批图书有中国古籍5千余册，西文图书3千余册。为保持这批图书的完整性，被定名为“大谷文库”，编人满铁大连图书馆的特藏。这些古籍包括中国古籍分类中的经、史、子、集、丛的各类，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类尤为突出，不乏稀少珍贵版本。其中《
警世通言》(明刊)、《
醒世恒言》(明刊)、《警世阴阳梦》(明刊)、《
详刑公案》(明刊)、《连城璧》(清刊)、《珍珠舶》(清刊)、《合浦珠》(清刊)、《赛花铃》(清刊)、《飞花艳想》(清刊)、《醒风流》(清刊)、《醒名花》(清刊)、《
济公全传》(清刊)等明清小说180余种，多为从《
金瓶梅》问世，到《
红楼梦》刊行这140年间中所刊刻，有数十种国内外的孤本，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所关注。该馆以“大谷本”小说为基础，又经过十多年的搜购网罗，不断补充，到1940年左右，收藏的明清小说已有500余种，形成馆藏图书的一大特色。在西文图书中，多是明末清初来中国传教的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郎世宁等西方传教士所写的关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天文、历史、地理等著作。1932年5月13日，满铁大连图书馆曾以这些传教士的著述为主，举办过《明末清初来华宣教者著书展览》，展出图书200余种。
当时旅顺图书馆内还特别设立了一个“大谷文库”。旅顺图书馆的前身是1918年10月在关东都督府博物馆分馆内设立的图书阅览场，1921年改称为博物馆的图书部。1929年4月，独立成立关东厅图书馆。1934年12月，改称为旅顺图书馆。该馆最多藏书达20万册。1930年前后，大谷光瑞将其1917年“寄存”在满蒙物产馆的3500册西文图书，作价卖给了关东厅图书馆。该馆把这批图书作为特殊藏书，定名为“大谷文库”，永久保存。旅顺图书馆的“大谷文库”，与大连图书馆的“大谷文库”有什么不同呢?主要是在藏书内容上的不同。该馆主要收藏有关亚洲中南部和非洲情况的西文图书，多为珍品。后来该馆还举办了“大谷文库·罗振玉藏书·日俄战争图书联展”。
1925年以后，大谷光瑞的活动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政治色彩更为突出。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大谷偕井上德命前往“视察”。之后，出版了《满洲国的未来》一书，直言“满洲必须在日本的保护下培育发展”，侵略与掠夺的思想充斥全书。1938年，大谷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发表了《中国事变后对策》，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1939-1941年，主编出版了《大谷光瑞兴亚论丛》《大谷光瑞兴亚计划》，鼓吹“南进”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效力。(黎生、蓝升《大谷光瑞其人其事》，载《长夜·曙光》一书。大连出版社1999年版)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大谷滞留大连，寄住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1947年3月回国，1948年10月4日病逝，谥号信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