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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溯,其实都呼应着现实处境的凹凸;每一次对历史人物的臧否,其实都联结着对当下变迁的思考。中国在现代化历程中步履蹒跚,根子还在于近代化的先天不足。然而,多年来,我们苛刻地评价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化的努力,对于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洋务派人士缺乏一种“理解的同情”。我们一味地指责他们的失败,这种轻率的指责无助于我们从历史中获取思想的资源。失败不是可耻的,如果将失败置之于漫长的历史阶段之中来看,它毕竟为后人提供了不可重复的经验与教训;而就失败者个人而言,他们的求索、奔突、妥协与前进,也赋予了他们的个体生命以复杂的意义。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洋务运动的关键时期;此时艰难拓展的福州海军船厂,则是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事业。其间,作为洋务派地方要员之一的沈葆桢,恰恰担任着福州船政大臣的要职,并将自己的后半生投入到了组建中国近代海军的事业之中。沈葆桢以他失败的事业,向后人展示了近代知识分子变革的勇气,以及这一勇气所能够达到的限度。洋务运动的开展,得力于处于中央枢纽的恭亲王和文祥,以及地方上的三名大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关于这五个人的研究,目前已经比较充分。但是,像沈葆桢这样的重要性略逊一筹,而在变革的实践中却走得更远的官僚,长期以来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出生于香港的美籍学者庞百腾教授所著的《沈葆桢评传——在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以详尽的史料和精到的论述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深入地探讨了洋务派领袖们的内心世界,以及洋务运动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正如历史学家陈绛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专著让我们“看到了沈葆桢忧国忧民的深情溢于言表,也看到了他思想上承受了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几经挫折、几经蹉跎的负担是何等沉重”,这种“沉重”今天同样存在于那些有志于变革中国的人们的身上。
       沈葆桢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他科场顺利,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他的才华与人品被舅舅林则徐看中,将其招为女婿。而沈葆桢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还是因为在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成功地守住了江西省重镇广信府。庞百腾教授指出:“保卫广信使沈葆桢变成传奇人物,集中儒家一切美德的典型,只有在最伟大的学者和官员中才能找到。”更重要的是,沈葆桢在军旅生涯中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经过曾的推荐,他很快升任江西巡抚,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他的升迁的速度,即使在同代人中也是罕见的。然而,在服完母丧之后,沈葆桢出人意料地接受了船政大臣的职位。本来他可以谋求更为高级的职务,一个大省的巡抚甚至辖制几省的总督。但是,他几乎是抱着牺牲仕途的决心,选择了这份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中央和地方给予的支持有限,则对他的行政管理是严重的冲击”。他将把自己的有生之年,奉献给中国当时最大近代国防企业之一的福州马尾船厂。
       当沈葆桢真正从左宗棠手中接过庞大的船厂时,他发现要胜任这一职位,所需要调动的知识和能量远远超过了他昔日的想象。仅仅是协调两名在船厂任职的法国军官的敌对关系,就面临着法国领事治外法权的干涉。他意识到,光有先进的军舰而没有近代化的海军官兵是不行的,于是他开设了船政学堂,希望培养出第一流的海军人才。后来,从这所学堂走出来的有近代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严复和甲午海战的英雄邓世昌。但是,在学堂刚刚开办的时候,却很难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年轻人们还是汲汲于科举考试,企图实现“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梦想。只有像严复这样出身贫寒家庭的孩子,才不得己地进入船政学堂。许多学生无法接受崭新的训练科目和思维方式,一名外籍教官在回忆录中写到:“学员们不乐意于体力劳动,容怕弄脏了手。有时派他们爬上桅杆顶上,他们却是一付可怜的样子。”技术差异的背后,更加坚硬的还是观念的内核。这层内核是沈葆桢难以突破的。
       沈葆桢知道,只有一所船厂不足以建立起近代化的国防体系来。他在四个领域企图拓展中国近代化的基础,这就是:培养新型海军人员和组织福州舰队、促进学科学、建设近代煤矿和铺设第一条电报线。在煤矿、电报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领域,他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在改革教育制度和财政制度这些更为关键的方面,他却遭到了无法避免的惨败。显然,他的失败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就改革科举制度来说,虽然沈葆桢仅仅提出在考试内容中增添数学,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这一修订将引发严重的连锁反应。庞百腾教授分析说,这一微妙的变化“将迫使修正科举制度的哲学基础,改变自理学兴起近千年以来被认为是学者和官员应有的基本品质”。同时,“这也会损害学者和士绅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皇帝坚决地否定了沈葆桢的建议。如果科举制度的取消,不是在三十多年之后清王朝已经风雨飘摇的时刻,而是在沈葆桢这批洋务派当政的、颇有“中兴”气象的时刻,清王朝的命运会不会因此而发生改变呢?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人们正是在对已经逝去的历史的假设中,不断地获得严峻的思索与丰厚的智慧。同样,沈葆桢改革财政制度的想法也没有得以实践。依靠一套中世纪式的、中央与地方职权不明晰的、充斥着贪污腐败的财政税收制度,不可能支撑起耗资巨大的近代国防工业。学者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分析清廷落后的财政制度与巨大的现代军备开支的矛盾时指出:“中央政府没有办海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家用钱漫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福州船政局从建立起,一直就面临着资金的困难。晚年的沈葆桢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了筹款上,依靠他的声望和官职只能暂时有效,更何况这种办法也陷入到了“人治”的怪圈之中。沈的去世对于船厂来说,不亚于一场“地震”。就在他去世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884年,他苦苦经营的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遭受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沈葆桢在这之前去世,究竟是一种幸运呢,还是一种不幸?
       沈葆桢失败了,但他已经作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家所能够作出的最大的努力。他的悲剧仅仅在于他诞生在一个过渡时代。庞百腾教授在本书的结论中意味深长地说:“历史属于那些为自己社会带来变革的人们。过渡人物就是这样的人。沈有能力同过去决裂,然而没有放弃它。但是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说他没有能力使中国变革到他所要求的程度,但他毕竟在引导中国向晚清改革的最后阶段靠拢。”历史不总是以成败论英雄。那么,同样是处在艰难的改革中的我们,有必要向沈葆桢这位不彻底的、也不可能彻底的改革者,表示我们作为后来者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