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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之后，德国的思想文化始终面对着第三帝国这个历史的他者而无法逾越。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历史罪责，他们注定要在道德忏悔与文化反思中重建自己的民族文化认同。
       但是去年有一部电影，似乎在有意识地挑战人们的记忆和反思。这就是上海国际电影节上热映过的《帝国崩溃》（Der Untergang）。该片由德国著名导演西尔施贝格尔（Oliver Hirschbiegel）执导，主要描写的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国最后几天的灭亡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没有展示苏联红军最后瞬间包围柏林摧毁第三帝国的宏阔场面，而是把镜头对准了希特勒那岌岌可危的地下工事，用他的贴身秘书容格（Traudle Junge）的第一人称视角，力图真实地展现鲜为人知的帝国历史内幕。
       据说，《帝国崩溃》在德国上映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原因在于：首先，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尝试从“正面”来描绘希特勒的影片，并有一定的纪实性。其次，这是德国战后第一部由真实演员饰演希特勒的影片。德国六十年来政治文化中有一个不容突破的禁忌：举凡电影里的希特勒形象，都只能以纪录片的形式来展示。但西尔施贝格尔这次一反常态，精心挑选了《柏林苍穹下》（Der Himmel über Berlin）的主角演员布鲁诺·冈茨来扮演希特勒，令人为之震撼。而最关键的恐怕还在于，《帝国崩溃》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刻画希特勒形象时，不是像以往那样着力揭露其作为战争狂人的小丑本质，反而有意无意地努力展现他对身边随从人员的关爱，对周围女性的彬彬有礼，让人觉得电影试图告诉人们，希特勒虽然恶贯满盈，但到底也还是有“人性”的一面。《帝国崩溃》因而引发了如此巨大的争议，其激烈程度甚至远远超过同时出炉而且还摘得金棕榈奖的《华氏九一一》。
       电影先搁置不谈，我们这里关注的是电影背后隐藏着的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重要人物，以及这个人物在二○○六年掀起的阵阵风波。这个人就是去年九月十二日刚刚辞别人世的费斯特（Joachim Fest）。费斯特于一九六三年成为北德电视台的主编，一九七三年开始担任德国最有影响的报纸《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主编，前后长达二十年。费斯特不仅仅是一个出色的传媒人，更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历史学者，以顽固的保守主义立场著称。他对德国历史、特别是第三帝国的历史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出版了《第三帝国的面目》（Das Gesicht des Dritten Reiches）、《希特勒传》（Hitler）以及《帝国崩溃：希特勒与第三帝国的灭亡》（Der Untergang，Hitler und das Ende des Dritten Reiches）等书。这些著作长期占据西方畅销书的前列，为费斯特赚取丰厚经济收益的同时，也使他赢得了隆隆的学术声名。电影《帝国崩溃》主要就是根据其同名著作改编而成的。
       众所周知，二○○六年的德国文化界被所谓的“格拉斯事件”闹翻了天。二○○六年八月十一日，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格拉斯爆出了自己半个世纪之前的纳粹身份：十五岁的格拉斯出于对家庭的叛逆，报名参加了第三帝国的潜艇部队，由于年龄不够而遭到拒绝。次年，他应征加入了党卫军冲锋队。一九四五年，格拉斯在战争中受伤成为美军的战俘。一九四六年，格拉斯离开战俘营，摇身一变成了和平主义活动家和出色的作家、艺术家。盛名之下，他作为党卫军冲锋队成员的历史也就被深深地掩埋了起来。这段往事，像一颗定时炸弹，引发了一场文化地震。尽管格拉斯勇于自曝历史，充分证明了他的非凡勇气，但世人的反应还是大大出乎了他的预料。
       费斯特自然不会放过介入“格拉斯事件”的良机。他觉得，格拉斯的坦白无论如何来得都太晚了。正是由于成功地隐瞒历史，人们才把荣誉的花冠加到了格拉斯头上，以他为德国的良知与楷模，而他也时常以道德批判者自居。如今，由于迟到的诚实，格拉斯必须归还世人所赋予的一切荣誉。在接受德国《图片报》（Bild）采访时，费斯特连挖苦带讽刺地指出：
       我真的无法理解，一个人竟然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对自己的民族问心有愧，而且恰恰是在纳粹问题上——直到现在才承认他自己曾深深地卷入其中。……格拉斯的行为对我来讲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实在说不清楚。……哪怕是他用过的老爷车，我也不会再买了。
       然而，费斯特在二○○六年的德国思想文化界掀起的最大波澜，或许既不是作为电影脚本的《帝国崩溃》一书，也不是对格拉斯的冷嘲热讽，而是一张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下落的发黄纸片。当然，主题还是一个：与纳粹帝国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和“格拉斯事件”一样，这次也是一本自传惹起的，那就是费斯特的自传。费斯特去世不久，他的自传《我没有》（Ich nicht）由Rowohlt出版社出版。在快要结束叙述的时候，作者别有用心地讲了一个小故事：第三帝国行将就木的时候，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人物正在担任希特勒青年组织的负责人。他不仅忠于帝国，而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纳粹运动之中。一九四五年初，面对帝国节节败退的危局，他发出了一份署名通知，呼吁青年人和他一起行动起来，为保卫帝国、迎接最后的胜利而战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一位同伴不经意间发现了这个通知，重新归还给了这位重要人物。然而，出于恐慌和为了消灭证据，这位重要人物竟然不顾一切地吞下了发黄的纸片。在费斯特看来，这个重要人物这样做，其实是“一种清除弊端的方式”，是“对自身历史包袱的一种摆脱”。
       费斯特言语虽然尖锐，但始终没有点明这个重要人物究竟是谁。要不是布施（Juergen Busche）一语道破天机，人们恐怕永远都只能是猜测而已。布施先后在《法兰克福汇报》（一九七二——一九八七）、《汉堡晨报》和《南德意志报》任职，现为自由撰稿人。布施与费斯特不但是工作上的好搭档，也是学术思想上的同路人。费斯特的自传刚刚出版，布施便在德国著名政治文化刊物《西塞罗》（Cicero，二○○六年第十一期）上撰文《哈贝马斯有没有吞掉真相？》（Hat Habermas die Wahrheit verschluckt？），对故事做了进一步的发挥，明确宣布主人公不是别人，正是鼎鼎有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先生。他还说，那个保存通知到发黄并交还给哈贝马斯的人，就是哈贝马斯的同乡和挚友、德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魏勒（Hans-Ulrich Wehler）先生。
       布施认为，哈贝马斯和魏勒不但在中学时就加入了纳粹青年组织，而且在战后上大学的时候，一个选择了罗塔克（Erich Rothacker）和贝克尔（Oskar Becker）作为导师完成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众所周知，罗塔克与第三帝国之间关系暧昧，而贝克尔则是海德格尔学生中唯一一个加入纳粹的；另一个跟随了席德尔（Theodor Schieder）学习历史，而席德尔为了在战后高校中找到位置，不惜大肆修改自己的简历。布施言下之意，哈贝马斯和魏勒二人从思想渊源上就“不干净”。发生“纸片事件”，可谓是情理之中。布施还对纸片上的内容做了大胆的猜想，认为这上面肯定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也不会是什么关乎法律的内容，很可能有一个问候，而且是一个标准的“德意志问候”：“Heil Hitler”（希特勒万岁），以及哈贝马斯的签名。否则，哈贝马斯不会那么不顾一切急于吞掉纸片。
       费斯特的自传出版后，哈贝马斯和魏勒或许已经看出是针对他们的，但费斯特既然没有明说，他们又何必附会呢，因此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但布施的文章发表后，他们再也坐不住了。于是，哈贝马斯致信《西塞罗》杂志的主编魏玛（Wolfram Weimar），对布施的文章提出严正抗议，并为自己做了详细的辩解：
       
       由于身体缺陷，我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已经失去了认同主流世界观的机会。我也没有像编辑所认为的那样，“对最后的胜利深信不疑”。我当时想做医生，所以也就加入了希特勒青年组织（这个组织其实是当时每一个人都必须加入的），成了军医助理，自己还主持了一个培训课程，召集那些自愿者来接受培训。汉斯-乌尔里希·魏勒也参加了这个培训课程。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有了进一步的交往，他提醒了我他也曾参加过我的培训课程。当时，他还把一直闲置的“证据”邮寄给了我：这是一个当时常见的“通知”而已，也就是一张印制的纸片。我当时发出这个通知，目的是想把参加培训的人组织起来。
       ……所以，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对这件事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印象了，当我重新拿到这个证据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有辨认出来。除了扔到纸篓里，我还能把它怎么样呢？我夫人肯定也是知道这点的，所以，当乌尔里希问我们收到没有的时候，她才给出了一个玩笑的回答：“他吞了它”。（根据哈贝马斯教授提供的原稿翻译）
       魏勒也在《时代》周刊（Die Zeit，二○○六年十一月二日）上发表文章《哈贝马斯没有吞掉任何东西》（Habermas hat nichts verschluckt），针对布施的质疑，就纸片的内容及相关细节情况进行认真的澄清。魏勒认为，哈贝马斯作为一位严肃的哲学家，没有任何理由要隐瞒他在纳粹帝国时期的任何行为。有关“纸条事件”的一切说法都是谣言，造谣者可谓居心叵测。在魏勒看来，费斯特传记中的相关叙述没有一句是可靠的：哈贝马斯根本不是什么希特勒青年组织的负责人，而是一名军医助理，当时刚满十四岁，虽然由于身体缺陷遭到歧视，但他还是想成为医生。说他不仅忠于帝国，而且全身心地投身到了纳粹运动之中，这纯属荒唐的捏造。所谓的纸片，其实就是一个明信片大小的通知。根本就不像费斯特他们所说的那样写于一九四五年初，而是写于一九四三年。上面的内容，也不是费斯特他们所说的：“忠于领袖，坚决等待最终的胜利”。
       按照魏勒的说法，纸片的真相是这样的：他和哈贝马斯本是同乡，从小就在一起，和当时所有青少年一样，都加入了“少年队”（Jungvolk）。魏勒报名参加了哈贝马斯开设的军医课程，但由于体育比赛几次缺席，魏勒接到了哈贝马斯发给他的所谓“通知”，内容很简单：你在××月××日没有参加培训，希望你能尽快重新参加培训。签名是有的，但并不存在所谓的“德意志问候”。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魏勒在哈贝马斯家里做客，晚上一起闲聊时说到了如烟的战争岁月。魏勒无意之中提到了那张“通知”。回家后，魏勒翻箱倒柜，竟然在自己的日记本里找到了发黄的“通知”，便随手寄给了哈贝马斯。后来，他们两家又在一起度假的时候，魏勒问哈贝马斯有没有收到那张“通知”。哈贝马斯夫人在边上不无幽默地说，收到是收到了，但“你是了解尤尔根的，他把纸片给吞掉了”。魏勒强调说，哈贝马斯夫人说的纯粹是一句玩笑话，逗得他们四个人开怀大笑，没有谁会想到跟什么销毁证据有关。度假结束后，他还把这个事情当作玩笑讲给了他的两个同事听。再后来，他们就彻底忘记了这件事。或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故事在若干年后又重现学界，渐渐流布开来，而且还有了新的发挥，这就是我们在费斯特自传中所看到的内容。
       哈贝马斯和魏勒不管怎么解释，都已经无济于事了。原因很简单，作为证据的那个纸片没有了下落。其实，他们自己也很清楚，“谣言”在这个时候出笼，并非无缘无故，而是大有深意。但凡对德国近二十年来思想文化界的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会一目了然：“纸片事件”不过是一场历史积怨的再度爆发而已，而说起来这要追溯到德国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所谓“历史学家之争”那里。当时，以哈贝马斯为首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与以费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为首的一批保守主义历史学家就如何正确评价第三帝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哈贝马斯他们当时由于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显然占据了上风。
       双方并没有忽视、更没有否认与“历史学家之争”之间的纠缠关系。布施指出，费斯特自传中所说的“一种清除弊端的方式”已经暗示我们，他的矛头对准的是哈贝马斯，因为哈贝马斯当年正是用《一种清除弊端的方式》（Eine Art Schadenabwicklung）作为文章标题，揭开了“历史学家之争”的序幕，并对费斯特他们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哈贝马斯当年言辞激烈，严重损害了费斯特等人的声誉。而费斯特他们却有口难辩，只好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哈贝马斯也毫不含糊，强调说传播谣言的是一个比较紧密的小圈子，包括费斯特、吕布（Hermann Luebbe）、科瑟勒克（Reinhart Koselleck）和布施等，他们在二十年前就以《法兰克福汇报》为阵地，对他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政治攻讦。今天的这场造谣，不过是当年政治攻讦的一个继续与翻版罢了。
       双方的口水仗越打越激烈，不但翻出了二十年前的陈年老账，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据德国《世界报》（Die Welt）二○○六年十一月三日报道，哈贝马斯已经委托律师向汉堡地方法院提出了诉讼，要求Rowohlt出版社删除费斯特自传《我没有》中以讹传讹的不实内容。如果哈贝马斯胜诉，Rowohlt出版社将被课以二十五万欧元的重罚。不经意之间，这次争论极有可能演变成一场法律官司。
       费斯特虽然已经作古，但他惹起的纸片之争，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最终究竟谁对谁错，或许一时还很难说清楚。但有一个微妙的迹象值得我们注意：Rowohlt出版社虽然明确表示反对哈贝马斯提起诉讼，认为这是对企业行为的严重干涉，但很快又表示，他们将尽快推出新版的费斯特自传。或许，“纸片事件”的真相，从即将出来的新版《我没有》中能见出某些端倪来。
       二○○七年一月十五日深夜
        写于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