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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写法]论托物言志手法在散文中的运用
作者:王翠娥 王艳玲

《文学教育》 2007年 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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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托物言志的手法,借助于对外物的具体描写,曲折地反映出作者的内心情感,外物与内情融合一起,构成多姿多彩又含蓄隽永的艺术境界,这是中国散文的一个优良传统。
       约1200多年前,生活在安史之乱之后中唐时期的刘禹锡写过一篇《陋室铭》,借描述简陋居室的生活,抒发自己的情怀。刘禹锡很有抱负,他曾参加王叔文集团,推行过一些变革措施;改革失败后,长期被贬。《陋室铭》是刘禹锡积极参加政治斗争失败后表达不愿与权贵同流合污思想的产物。
       抗日战争时期,梁实秋抛家别子,只身南下,蜗居在重庆郊区的一个小小陋室里,写了一篇《雅舍》。文章先从三个方面写雅舍的“陋”,却冠以“雅”名,说明雅不在屋宇,而在居者。正面描写与反面衬托都是为了表现作者旷达高远的胸襟。
       《我的空中楼阁》是台湾作家李乐薇写于上世纪70年代的一篇散文。文章通过对“我的小屋”及周围景物的描写,表达了对自然美的欣赏,对自由生活、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向往。
       从刘禹锡的“陋室”到梁实秋的“雅舍”,再到李乐薇的“空中楼阁”,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些讲求气节的中国文人身上,有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存在。中国文人长期积淀的这种情愫,可以总结为一句雅俗共赏的格言:“室雅何须大”。这五个字曾被许多人张贴在自己的居室之中,或附庸风雅,或聊以自慰。然而,深悟其中的哲理和美学意味的人却不多。
       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之说论及心理泄导时,强调情感净化后的心境平和与自我慰藉。当人遭不幸或遇不快而产生种种悲怨时,通过审美活动泄导,原来不平的情绪会重新趋于中和。魏晋时的嵇康,不满于司马氏的残暴统治,曾把满腔郁愤倾注于琴声之中,他的心灵在琴声中得到了暂时的安慰。所谓“……含至德之和平。诚可以感荡心志,而发泄幽情矣”(《琴赋·序》)。南朝钟嵘《诗品·总论》谈到诗歌肇自诗人悲剧身世的刺激时讲:“……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通过写诗,诗人消除了内心的悲怨,于是自然就“穷贱易安,幽居靡闷”了。钱钟书先生诙谐地将钟嵘的这一主张称作止痛安神的药剂。刘禹锡本是个企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人,从在朝庭担任监察御史到身居陋室,自然是苦衷难言。正是一篇八十一个字的《陋室铭》,使一个坦荡乐观、孤芳自赏,不屑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人形象跃然纸上。文章虽短,但作者的思想矛盾依稀可见:既有不羡慕荣华、重视自身的思想修养的一面,也有自命不凡、清高脱俗的一面。《雅舍》虽然以审美的态度将生活艺术化了,但字里行间流露的苦涩及引用的刘克庄的诗句“客里似家家似寄”,也足以道出梁实秋生逢乱世、颠沛流离的辛酸。《我的空中楼阁》不是一般地表现对美好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而是通过实写小屋的位置、环境、视野、光线,突出小屋的凌空、超脱来表达思想,同时也含蓄曲折地把自己对舒适豪华的“物质文明”的鄙视与厌弃表达了出来。
       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范畴,不但强调审美心理的节情以中,而且从根本上注重情性的“温柔敦厚”,将它视为一种人格涵养,认为诗人作家一旦有了这种胸襟怀抱,所作的诗文就自然达到中和的境界了。“温柔敦厚”从根本上来说,是从儒家的政教大义推演出来的,但它也触及了审美创作含蓄蕴藉、言不尽意的美学特征。刘禹锡所以能道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有在深,有龙则灵”这样具有哲理性的名句,又引述典故和孔子“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的名言;梁实秋所以能从月夜的清幽、细雨的迷蒙、陈设的脱俗等多方铺陈雅舍之“雅”,都是缘于他们“温柔敦厚”的胸襟怀抱。李乐薇描写的小屋,处在大自然的美好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人是自由的、幸福的。热爱小屋,就是热爱自由独立的美好生活,对自由生活、独立人格的向往,是本文写作的根本意旨。但作者没有明说,而是将其意贯穿于全文对小屋与环境的描写、赞美中。作者写外在景物,实际上是写自身精神,山、树、屋、花、山坡等景物无不带上了作者主观的志向、情趣。
       道家美学思想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创造的影响是深刻的。道家以虚静空明的心态来契合“道”,达到超功利的“大和”审美境界。庄子认为:“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桅橘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齐物论》)任何事物的差别都是相对的,最美丽的西施与最丑陋的厉,在无差别的道中是同一的。主体持以中和,就能应物之变。明人李日华将道家的冲和虚静说用于解释艺术创作的心理现象,指出“胸中廓然无一物”,自可“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未尽,就不能创作出兴会神到的作品。从艺术创作的过程来说,只有心灵的和,才能捕捉对象的精神之美,臻于物我无际的意境;从动与静的关系来说,心境的冲和虚淡,才能引发妙思灵感,创作出好作品来。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所形成的审美定势,使梁实秋能以平和冷静的处世态度,微笑着面对生活,而且怀纳的悲悯远大于愤激。他能从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的“近乎无事之事”中捕捉到喜剧的因子,并对之进行深入细微的刻画。身为大学教授的梁实秋,在重庆自己操持生活琐事,但他却能不为俗事所累,从苦难中寻觅诗意,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即便在困境中依然能坚守个性,“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这不仅是作者人格的体现,也是作者的美学趣味的体现。早年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后来一直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李乐薇,也有很深的中国古典文化的素养,又接受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故而作品善于借助有质感的形象来表现无形的主观意念,刻意于主观意象的经营,能够运用有声、有色、有光、有味、有形的物象幻景暗示出微妙的“自我情绪”。作者向往“独立的”、“安静的”美的生活;小屋与自然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无须挂画,门外有幅巨画——名叫自然”,这应该是作者心里最完美的境界。然而,这种摒弃世间物质享受、追求内心清静、远离尘嚣的生活真的可以存在吗?作者的清梦真的可以做下去吗?文章暗示了这种理想状态的生活就像文章的题目那样是个“空中楼阁”。“空中楼阁”本身就是一语双关,既指我心爱的“小屋”建于山上,在烟雾迷蒙中犹如耸入云天的楼阁,又指心爱的小屋犹如虚无缥缈的梦境那般美好,暗示这梦一般的境界,正是作者理想中远离尘嚣、恬静安宁的生活环境,是作者幻想中超然物外的理想国。所以在文章接近结束时,作者用极优美语言描绘出“雾失楼台”的情景,小屋太完美了,所以在世间是不可求的。这种虚实相生、互为衬托的写法,给人一种朦胧、含蓄的美感。
       古今托居室屋舍抒情言志的文章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如宋代王禹秤的《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借“小竹楼“表达他遭贬之后恬淡自适的生活态度和庄重自持的思想情操,充满了清丽和幽蓄的韵味;苏辙的《黄州快哉亭记》,居亭览胜,抒发其不以个人得失为怀、心中坦然、无往不快的思想情感;明代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借题发挥,作者高洁的志趣和怡悦的心境,于所处的狭小、破漏而又宁静、恬适、和谐、清雅的小天地中显露出来……我们不妨都拿来一读。
       王翠娥,王艳玲,河北秦皇岛外国语职业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