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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间的女孩
       这张照片刊于《图片中国百年史》，只附有一行说明：“外国教会在上海王家堂圣母院开设的女塾，专收教内女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学，起自英国军事入侵取得了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之后。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遣阿尔德塞女士在宁波开设的女子学塾，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其后，又有十一所女子学校先后在五口和香港开设。传教士办的学校虽然采用免费入学的办法，但进校学生不多，中途退学的倒不少，尤其是女校更不易招收学生。
       照片上的这十二位女孩无疑是幸运的。识字会使她们的人生与前人不同。她们一个人的识字，也许将带来整个家族的变迁。细细端详照片，我发现这些满脸稚气的女孩那宽大的衣袍下面竟有一双双畸形的小脚!照片正中坐在黑板下面的那个小女孩也不过六七岁，她多么精神，笑得多么无牵无挂，可她的脚已被缠成了那么一种样子。我不知道识了字的她们将怎样再与这一双双丑陋的小脚相处。好在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在她的《我的中国世界》中有不少记述。
       裹小脚——学文化，反差如此鲜明的事物，如果同时出现在一个女孩身上，也许是一种偶然。但如果同时出现在许许多多的女孩身上，便预示着一个变革时代的到来。只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进步，一个社会要比一个人艰难得多。不过，管它哪个朝代的女孩，要活得像个人样，首先得自己迈开双脚，走进学堂。因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包括女皇帝。
       (冯晓春)
       爷爷奶奶的结婚照
       我爷爷叫邸昕庭，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出生在老家河北省乐亭县。随着汇文大学与燕京大学的合并，爷爷到了北京，大约毕业于1924年。
       爷爷和奶奶结婚大概是1927年春，这张照片便是他们的结婚照。爷爷看上去高大魁梧，很有男子气，可那对眯缝小眼却透出几分慈祥；奶奶则是浓眉大眼厚嘴唇，显得挺厉害，事实也的确如此。爷爷不是个单纯的学者，从参加工作起，就从没停止过做生意。那时爷爷在燕大的月固定工资是232块大洋，加上兼课和生意上的收入，生活十分宽裕。快乐而富足的生活没能维持多久。1936年6月的一天，爷爷突然胃疼发高烧，开腹一看：胃穿孔、弥漫性腹膜炎。太晚了，术后三个小时爷爷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年仅35岁。如果在和平年代，光靠家底也能过得去。爷爷去世一年后，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响了。雪上加霜，一家人的命运又一次发生了急剧的转折。那年月，妇孺之家更易受欺，奶奶也准备搬家。她将家里最值钱的古玩、字画和首饰收拾成四只箱子，交给门房李二叔去燕大寄存。谁知这小子狼心狗肺，恩将仇报，前脚将箱子存上，后脚就偷偷提出席卷而去。搬家时，奶奶把海淀那所宅子租给了一个高丽人，当奶奶试图把宅子收回时，那人却欺负我们家孤儿寡母，耍赖不给。后经中人说合，最终以很低的价格卖掉了。
       1964年夏，奶奶在姑姑家病倒了，临终前，奶奶已瘦得皮包骨，全身黄得像草纸，却很少呻吟，就这样默默地走了。1991年夏的一天，爸爸把奶奶的骨灰轻轻地撒入北海公园水中。我们都是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百姓，只是在翻阅帧帧老照片时，心头才泛出点点自豪。
       (邸晓兰)
       “自动脱党”的母亲
       母亲原是上海人，全家靠外祖父开一爿小杂货店勉强维持生计，母亲12岁进纱厂当童工。我父亲是河北省沧州孟村人，沧州是武术之乡，父亲从小练就一身好功夫，他16岁到上海。
       大约是1942年的一天，父亲路遇一外国人殴打侮辱中国人，他愤然而上，狠狠地教训了这个外国佬一顿。自知大祸临头的父亲，当天便带着我母亲匆匆逃回河北老家。
       此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最残酷的阶段，母亲自小生活在大都市，来到穷苦贫困的冀东，遭的罪难以尽言。为了补贴家用，母亲为冀东渤海边区回民抗日支队加工毛衣。就此接触到了革命队伍。1943年，母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孟村镇第一位中共女镇长。
       1949年下半年，祖母年迈病重，父亲也染疾在身，母亲只好回家服侍，半年后才回到机关。这时许多老领导、老同志都被调走了，新领导认为母亲已半年没过组织生活，认定她属于自动脱党。就这样，母亲含泪告别了革命队伍，以后又经历了许多磨难，但她对党的信念却始终没有泯灭。她长期担任基层居委会的主任，工作很出色。入党时的那张油印志愿书被她视如家珍，贴了又贴、补了又补，精心保存了几十年，直到“文革”前才交给所在地的中共区委。区委同意进行调查，以便恢复她的党籍。但不久“文革”风暴来临，那张被母亲视为生命的入党志愿书，也在动乱中遗失了。母亲的夙愿终未实现。这是她一生最大的遗憾。母亲病逝于1988年，临终前她还念念不忘地说：“我是共产党员呀!”
       (吴文杰)
       “毛选”姻缘
       1962年暑假，我从合阳中学退学了。1963年冬天，由几位热心人发起，村里以民办学员为骨干，成立了业余剧团。剧团只有两名女演员，一个叫秦菊叶，另一个叫杨岁茹。大约是1967年冬天吧，当时有一个表演唱叫《老两口学毛选》，编得很好，差不多的农村业余剧团都排演。我们也排演，由这两个女演员配戏，杨岁茹当老婆子，秦菊叶当老汉，但因为都是尖细的女声，台架更不像，大家说我的嗓音浑厚，鼓动我上。问岁茹，她脸红了红，居然答应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节目排好了，一上台，群众都说好。半年时间过去，两个人都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在不断增长，在一起时，说话都显得有点不自然。后来，当然是我主动提起此事，她也没有拒绝。但那时在偏僻的黄河畔上的村庄里，自由恋爱被看作大逆不道的事。我俩呢，却没有人想打退堂鼓。1968年10月27日(农历九月初六)，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一天。婚事虽然办得很简单，但我们却毫不计较。婚后，我们仍在业余剧团继续搞宣传。
       1969年春天，县西北的“五八水库”动工，我要去水库工地，3月8日，岁茹送我到县城，二人在合阳南街的国营照相馆拍下了这张照片。“稼娃”的土气十足，两人胸前都戴着毛主席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而且摆出在台上唱语录歌时的姿势。我们当时的感情没有一丝一毫的虚假，都是非常虔诚的，当然同时包括对我们之间的爱情的那种幸福感和满足感。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原先业余剧团的人聚在一起叙旧时，还少不了有人开玩笑：“你两口子是学‘毛选’学到一搭咧!”
       (史耀增)
       殁于地震的二嫂
       这是一对夫妻的合影，男的是我的二哥，女的自然是我的二嫂，叫李之明。——这个家庭已经永远中止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一唐山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
       1965年初，二哥和二嫂结婚了。二嫂和二哥共同生活了十一年，我深切体会到二嫂是个工作尽职尽责、十分热爱生活的人。
       1976年7月27日这一天，待我回到家里时，已接近午夜，进入梦乡后不知多久，突然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把我惊醒——地震了!在我身边，除母亲遇难外，还有我大哥家的一个侄女和一个侄子。我很快想到二嫂，大约过了三四天，我陆续听到两个消息：一是我二哥还活着，只是砸伤，现已转到外地养伤。二是二嫂母子已经死亡。我们几个人用了几乎半天时间挖开深深的废墟时，惨状把我惊呆了：二嫂和二胖的尸体裹在蚊帐里，已经高度腐烂且散发着恶臭，母子俩全身黑紫不像是砸死的，像是活着憋死的!二嫂趴着身，身体扭向二胖，一只手直直地伸向二胖爬行的方向——多么无私的母爱。直到死还不放弃救助自己的儿子!
       我跪在二嫂母子墓前泪流不止，连叩了几个响头，前额磕出了血都浑然不觉。整整三十年过去了，磕头的声音还在震动着我的灵魂，一刻也没停止过。每当我想起“二嫂二胖是被活活憋死的”，心头就会涌起难以名状的痛苦自责。
       地震那年二哥42岁，受到如此重大打击，感情上很长时间不能解脱。二哥家应该和其他大多数家庭一样，生活得美满而幸福。可惜，生不逢时啊!这个饱受“人祸”磨难的家庭——在离粉碎“四人帮”仅仅还差七十一天，即将看到曙光时，却意外遭遇到突如其来的“天灾”——唉，一切一切的幸福，都被地震埋葬了!
       (刘光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