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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月前我来到纽约，和另外两位来自德国的朋友向一个爱尔兰人莫菲合租了一间阴暗破旧的房间。莫菲是个鳏夫，独自带着5个小孩，吉米是最小的一个。
       有一天，吉米突然病了，病情看来不甚乐观。来美前，我的房友古特是柏林有名的小儿科医生，但此刻他表示不能替吉米治病，因为他还没有通过美国的国家医生执照考试。
       莫菲在白天请来一个医生，是个老态龙钟、瘦骨嶙峋的意大利人。午夜一过，吉米的热度不断升高，气息渐如游丝般微弱。古特催促莫菲再去叫大夫。过了一会儿，莫菲却独自回来了。
       “他不愿意来。”莫菲喃喃说道，无助、愤怒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上次看病的费用我还没付清，他坚持要先看到钱才肯来……”
       此时低矮的房间挤满了邻人。大家窃窃私语，忙着凑钱，最后却失望地摇头叹息。莫菲怔怔地望着垂死呻吟的孩子，猛然转过身对古特吼道：“好歹你也是个医生，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死掉!”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古特身上，古特脸色惨白。
       我了解古特此刻的心情。再过几个月他就可以参加美国国家医生执照考试，开始一个崭新的生活。如果他站在法律这一边，可以看到的是他灿烂的将来；如果站到另一边，他就会辜负这个提供他新家园的国家，违反法律并失信于政府。而且万一被捕，他会丧失居留权，陷入无边的困境中。现在夹在中间的却是一个身患重病的小孩，在发烧和痛楚中瑟缩。
       古特终于作出决定，他为吉米的小生命奋战了10天10夜。吉米总算度过危险期，捡回一条生命，不过真正的故事才刚开始。
       就在吉米可以下床的那天，警察逮捕了古特，正是那个意大利裔的老医生告的密。同一天在街坊邻居和我们家引起了一阵少有的骚动，一张张历经沧桑的面孔因愤怒而涨红。那天，这批人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去上班，大伙全都赶往纽约市立法院。我们把法庭挤得水泄不通，据我估计大概超过一百个人。
       “有罪还是没罪?”法官问道。在古特还没来得及开口之前，一百多个人齐声喊道：“没有罪!”“肃静!”法官呵斥道，指着站在古特背后的莫菲说，“你说说看。”
       莫菲开始叙述。法官专心听着，并环视着一张张老迈的脸孔。莫菲在结束时说道：“我们来这里就是要保释我们的医生。如果你判他坐牢的话，我们已经凑足了钱，如果他因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是为拯救一个小孩的生命——而被判罚金的话，我们已经准备了68美元。”
       法官面带微笑站起来，举起槌子敲向桌面，“古特先生，您违反了法律!”法官说，“原因是为了遵循另一个更高的法律——医生的良知。我因此判您——无罪!”
       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这场“大审”是1935年1月24日在纽约市第二高等法院开庭的。
       （刘安摘自《世界报》）